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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大学院系的管理模式及启示 ——“提升办学能力学习年”活动学习经验交流材料 教育硕士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周润智 一、问题的提出 在工业经济社会，公平和效益是始终是前行道路上两个很难重叠的路标，二者虽然都是人类生活福祉的保障，但就像磁铁的同极，更多的时候相互间表现出来的是相斥性，这往往使得“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顾此失彼，左右两难，其政策很难不呈现出“跳动”或“钟摆”特征，这有力印证了我国学者关于在工业经济社会中教育的主要职能是“社会调适”的论断。 以我国博士学位评审制度和高校资助政策改革为例：在学术型博士点评审制度上，国家在进入本世纪后五次连踩“刹车”：第一次是2003年，国家除了对申报的二级学科进行审核，还增设了对学校整体发展状况的审核；第二次是2005年，实行按一级学科各省限额申报，国家审核学科与单位资质。第三次是2007年，同样实行各省限额，但在省内审核。第四次是2009年，依然是各省限额，省内审核，但以“项目建设”方式进行，规定“博士点建设项目”2012年验收，2015年项目建设工作结束。第五次是2011年，以“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名义，以“人才培养项目”的方式，采取各部委联合评审的途径。 再如我国大学资助政策：1.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九五之前）。2.211、985与一般学校（“九五”至“十二五”期间）。 “211”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两个100，即一百所重点学校一百个重点学科。1998年5月4日，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由此，中国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3.联合共建与创新（十二五期间）。“ 联合共建与创新”改变了国家以往选择部分大学和学科优先发展与建设的政策，转而通过区域之间、学科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强强联合，搭建平台，将资金投向项目而不是单位，其结果是一部分学校及学者在失去被资助的同时，也失去了检讨国家政策的理由。 国内外教育发展形势形成鲜明对比。国外以美国为例——教育改革正走向系统而深刻。譬如《Project 2061：Science For All American》《2061年计划：为了全体美国人的科学》详细论述了美国初、中等教育改革的目标、策略、实施步骤与依据，雄心勃勃地将改革的时空延伸到了21世纪中叶及外层空间。反观国内，钱学森之问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答案。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新的发展形势，新的发展要求。面对大学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政府的政策不断调整与变化，我国大学的院系应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积极而科学地确定自身的发展目标与策略，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对世界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厘清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能够极大地启迪我们的思维，进而指导我们的改革实践。 二、论大学的职能及其发展 （一）培养人才：知识传承（中世纪到18世纪末）。欧洲中世纪大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完全是专业教育机构（周川）；“所有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目的就是专业教育，时代要求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满足其需求，大学接受了这一任务（潘懋元）。”（二）科学研究：知识创新（19世纪之后）。19世纪初，德国洪堡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创办柏林大学，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原则，将科学研究确立为大学另一根本任务。（三）社会服务：知识应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中叶，美国近代工业、农业的迅猛发展亟需大量的技术人才，但受传统的欧洲大学旨趣的影响，以培养医师、律师和牧师为主。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建立一批农工学院，农工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极大改善；倡导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者有机结合的“威斯康星”思想对此后的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四）社会批判或文化引领（守望社会良知）。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主题报告《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针对高等教育的使命与责任，指出高等教育要“对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促进作用”，必须“提供批判性的以及中立性的视角，以利于探讨战略方案，强化人文主义意识，从而保护并增强社会价值观”，要“能够完全独立并高度负责地就民族文化和社会问题坦率地讲发表意见，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权威，以帮助社会去思考，理解和行动”，“通过不断对新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进行分析，加强自己的批判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