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众理：寻求多元冲突时代的和谐伦理 - 南师大道德教育研究所.ppt

协调众理：寻求多元冲突时代的和谐伦理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问题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一直是那些目光远大、思想深遂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艺术家、政治和文化界的知识精英不断省思追问的主题。在此问题下，或许集结了从最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到最严肃认真的崇高话语之矛盾纷争的可能。时代的“自我”总是需要某种“良知”来刻画其“到时”。然而，谁能给时代“画像”？如果我们从政治权力的谱系描述与经济运行的轨迹因循之类的视野，转到思想文化之深度效应的考察，我们至少可以从以往的历史时代指证从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其间一长串的名字。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大师还存在吗？大师的缺席是否代表了一种告别礼，即人们与某种同一性权威体系之揖别？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思想大师已经离我们远去，他们与其时代的关系只能作为一个“背影”，供我们追思。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思想大师面临更为紧迫的时代问题：各种互竞互争的价值诉求、道德主张或互不相容的思想进路，使时代之思想文化的“主题”总是隐没在无尽无休的争执或喧嚣中。我们似乎是进入了一个莫衷一是的时代，一个多元价值冲突的时代。在此多元冲突的时代征象下，我们问：我们如何构建一个能够应对冲突的和谐伦理。 规范伦理、多元冲突与和谐伦理 规范伦理是一种在冲突、变化、价值多元时代寻求秩序的伦理。 规范伦理的现代性诉求：寻求道德论证。 这种诉求的实际后果是：道德相对主义。它必须使人们面对各种相互竞争、莫衷一是的道德之理而丧失判断标准或评价标准。 规范伦理学的教条最典型地反映了多元价值冲突的两个极端。而各种修正性的方案或混合方案则使现代性道德或现代伦理学理论处于“众理喧哗”的实情之中。 应对规范伦理之效应与多元冲突之现实的可能性方案是“协调众理”，此即我们要寻求的“和谐伦理”。 和谐伦理是规范伦理的建构方向：从论证道德到权威道德 长久以来，规范伦理学关于伦理与社会秩序之间相互联系的观点，一直有两种主导性的理论诠释模式。一种模式可归结为基于“效用”的诠释模式，它把“规范”看成是可以促进社会或个人高效化生活的可普遍化之物，其理论逻辑的极端形式是“效用”即“道德”，我们称之为“后果论”。另外一种模式是基于“自由”的诠释模式，它把“规范”看成是“自由”籍其“可普遍化”的“意志”得以推行的形式，它以强调动机的纯粹性或道德性为典型。这两种观点，虽然各自有各种非常精致的论证与变种，但在面对当今多元冲突的时代伦理难题或时代道德分歧的现实时，就显得愈益捉襟见肘、无能为力了。 然而，规范伦理学应从另一个最为基本的事实出发，即伦理本身是社会秩序的天然组成部分，不论伦理实体以何种形式发挥作用与功能，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而规范伦理学的各种观点，后果论也好，动机论也罢，无非是对伦理“何以”和“以何”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进行诠释。从这样一个角度看，伦理秩序虽然总已经弥散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秩序之中，但其对道德的多样性以及道德需要的多元性的现实展现，则总是要求人们去思考各种互竞互争或相互冲突的道德主张背后隐蔽着的某种一致性。这样一种要求，是针对一种特殊的伦理秩序而言，即针对多元冲突时代的伦理秩序，亦即是针对我们社会中的伦理秩序。但我们生活的时代和我们生活的社会处于社会经济的总体转型和全面调整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尚不具备一个伦理特征非常明显的社会秩序。相反，诸多断裂、分解、消蚀、反叛与重续、整合、构建、转换之类的话语所映现的，是摆脱世界观上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束缚和政治权力而释放出来的对新伦理或新秩序的渴望。对现代市场社会缺乏道德生产力的责难，虽然并不十分的准确，但也源自同样的渴望。三大显型现代性因素，高技术，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改变着中国社会传统的那种共同体关联（伦理实体关联）和价值体系，对主体利益的过度强调与对公民集体主义精神的过分诉求，构成了不可通约的两极。 规范伦理学以“规则”和“秩序”看待“伦理”，亟需完成一次理论重心的转移，即从“论证道德”（论证规范）转向“权衡道德”，其任务不是宣告或生产至上的道德真理，而是通过权衡众理探寻多元冲突时代的和谐伦理。 权衡规范伦理学的诸种尝试 问题之转换：我们如何权衡规范伦理学 规范伦理学产生的时代精神条件：道德传统的丧失与个人的诞生。现代道德自我与现代人类型。 规范伦理学作为契约伦理（社会理论、国家理论与人的理论）。 规范伦理学作为权利哲学或法哲学与经济哲学或经济伦理。 规范伦理学作为形式伦理与质料伦理。 规范伦理学作为一种正义理论、平等理论、人权理论、立法理论、经济理论、道义理论。 规范伦理学的代表性谱系：伦理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后果论、契约论、道义论、功利道义论等。 规范伦理学的后果：规则启蒙与多元道德 多元冲突时代的伦理难题：如何应对此规范伦理学之后果 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