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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分析文化视角 　　【内容摘要】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有着根本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模式下的国家外交政策存在的显著相异。学术界对文化视角下的外交政策分析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70年的发展日益成熟。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宏观层次上，即对国家行为体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偏好、文化认同与国家角色概念以及制度文化与组织文化产生影响。 　　【关 键 词】文化 外交政策 分析 　　一、文化的定义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贯穿于人类发展过程的始终。但是在不同时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又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最早将“文”、“化”合而为一使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工。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所用的“文化”指的是文治和教化。延至近代，尽管“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所拓展，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基本上沿用了这个涵义。[1]（p152）在西方，“文化”（culture）由拉丁语动词“colo”（培育）转化而来，原本有土地耕作、动植物培养之义。古罗马的西塞罗所说的“智慧文化即哲学”就是把人的心智发展类比于动植物的培养。[1]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展。美国学者克罗易勃和克鲁克霍恩在其《文化：概念和定义的考评》（1952）一书中列举了1871-1951年期间出现的164种文化的定义，在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之后，把文化的定义分为六大类型：描述和列举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2]并且勉强给出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源自行为的抽象概念”[3]。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有对文化的经典论述，认为文化是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生产力的总和[4]。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借助于意识和语言存在，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和符号系统，文化就是人化，起源于人类劳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 　　文化的定义之所以会如此纷繁复杂，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很强的跨学科性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学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从不同角度给文化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尽管不存在明确的定义，但文化有着科学的内涵和一定的范围界定。王鸣鸣在《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中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文化的内涵：第一个层次是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方式构成的，它是文化中最抽象、最稳定的东西；第二个层次是由各种思想观念凝结成的正式制度、条例和风俗习惯，种种文化的变化常常是缓慢的；第三个层次是由各种观念、意识的物化构成的，包括衣着打扮、饮食习惯、文艺作品等，这种文化常常受到外部条件的刺激而发生显著变化。[6] 　　尽管学者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个人的思维、价值观念甚至国家的组织建构都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而言，其制定是“决策者对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运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出反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决策者自己的主观判断，还是国家内部决策组织间的博弈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要素的分析是外交政策分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分析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分析模式的兴起，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对大理论（grand theory）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外交政策分析的批评和质疑下产生的。[7]尽管沃尔兹声称国际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是不可能预测某一国家的具体对外政策行为的，而且他本人也质疑建立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但是，新现实主义在单一理性行为体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下，通过分析国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或权力分配，是能够解释很多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的。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外交政策理论则不把国家看作一个单一行为体，而是对它进行功能性的分解，确定国家内部的影响对外政策的主要行为体的效用偏好，最后通过各行为体的利益计算，从而自上而下地推导出国家的政策行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把国家看作是理性行为体，其外交政策偏好是既定的，国家利益是静态的、客观的。而从文化视角分析外交政策则是对这一分析前提的颠覆，它提供一种动态的、微观的分析视角，从而更好地完善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关于分析外交政策的文化模式的发展脉络，学者之间仍存在争议。肯·博斯（Ken Booth）和罗素·楚德（Russell Trood）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文化视角研究外交政策分为冷战期间对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文化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向其他国家扩展两个阶段。美国学者江忆恩则把对战略文化的研究分为三个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