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女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doc

青年女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 　　【摘要】 本文运用访谈的方法，对青年女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与身份沟通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同性恋/双性恋者的认同大部分从自身经历发展而来，身份沟通与社区联系对身份认同影响有限。但正面、积极的身份沟通能舒缓同性恋身份带来的心理紧张与羞耻感；而同性恋维权组织有聚集同性恋者的作用，并且能唤起她们的权利意识。笔者认为，虽然同性恋者的身份沟通困难重重，但儒家文化中核心的仁爱价值观，提供了在传统中华家庭伦理里包容同性恋关系的可能性。 　　【关键词】 同性恋； 身份认同； 出柜； 身份沟通 　　1研究背景 　　在当代中国，同性恋不再是不可见、不可谈论的禁忌话题。但对于同性恋者本身，一方面，形成稳定且自信的同性恋自我认同相当困难；另一方面，已有较稳定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者要对外沟通、并公开承认其身份亦不容易。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李银河（2002）做的田野调查也反复表明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困难，她认为造成此认同困境的原因有：同性恋情感与同性恋性行为本身不是问题，但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同却与中国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社会规范和家庭模式（异性恋、父权文化处于绝对霸权的地位）存在冲突，且中国文化中缺乏向父母、亲人、朋友主动沟通负面情感、寻求帮助的倾向，同性恋者只能独自面对强烈的内在冲突，孤立无援。《中国同性恋研究》一书中也写道，同性恋者公开曝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相当不能被接受的事，加之很可能会令自己受到社会的指责、歧视，因此很容易导致心理问题（刘达临、鲁龙光， 2004）。 　　由此可见，对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研究意义重大：首先最重要的，由于我国大部分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缺失，最终压抑自己的生理与情感本性、顺从社会压力而走进异性恋婚姻，造成严重的“同妻”“同夫”现象，使许多家庭一并受难（赵万智， 2011）。其次，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是一种客观的、性取向平等的研究取向，对每个同性恋者所做的研究（Cass， 1979），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每个同性恋者内心的认同困境，发掘造成同性恋者认同困境的因素是什么，给政策制定者、社会公益组织提出具体建议，以促进社会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而选取女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作为研究议题则是出于以下的考虑：首先，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同性恋议题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于对男同性恋者的研究，例如李银河（2002）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同性恋亚文化》一书，赵万智（2011）与庾泳（2010）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位论文中，都是以男同性恋者为研究对象进行社会调查，女同性恋者完全被忽视。正是为填补这一知识的缺失，本研究主要以女同性恋者为研究对象。其次，根据女权主义的观点，中国社会中的女同性恋者不仅受到同性恋身份的困扰，她们同样受到来自父权社会的压力，其自我认同难度更大、情况更复杂，因而更具研究价值（李银河， 2005）；最后，由于本人长期服务于同性恋非政府组织“同城社区”，容易获得女性同性恋者的被试对象，也是选择这个研究议题的重要原因。 　　2文献综述 　　2.1身份认同 　　最早对“文化身份”的系统性研究可追溯到Erikson （1950）的工作，Erickson的理论框架将文化身份视作个人的核心，也是形成个人“共同文化”的核心。他还将身份发展看作个人身份与群体身份互相融合成一个整体的过程。其后，许多研究者重复了Erickson的观点，并发展出有关身份认同的相似假设。例如，陈国明（2009）指出文化认同是指个人对一个特殊文化或族群所具有的归属感。这些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们都认为：群体认同对个人的价值观与情感发展至关重要，群体认同跟个人的自我认同、自尊和跨文化沟通之间有密切关系。 　　Kim （1994）则指出已有的文化身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即“文化身份”被看作一个固定不变的、排他的整体，并且被赋予了内在的正面道德价值。Kim认为这些研究不仅过分强调了文化身份的固定性，并且把复杂的现实过分简单化了。首先，这些研究倾向于一个观点，即个人只能“完全属于”或“完全不属于”某个分类，而事实上，许多人很可能同时、不同程度地属于某个群体（例如某个人可能认为自己一半是美国人，一半是加拿大人）；然后，即使认同于同一群体文化，每个人认同的强度也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经历与日常活动与这个群体发生的互动程度；再次，文化认同并非永恒不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且，近年来的社会学研究也倾向于把每个个人当作一系列文化认同的集合，这些认同包括：地理位置、性别、种族、历史、语言、国籍等等，但这些认同之间未必是连贯一致的。 　　由此，Kim （1994）提出了“跨文化认同”（Intercultural identity）的概念，在此概念下，个人文化认同的发展被理解为：个人对其所属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