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尘封80年历史浮出水面.docVIP

一段尘封80年历史浮出水面 　　日前，被列为重大党史题材的《中共东京支部》一书，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查通过，并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于是，一段被尘封了80年的历史终于浮出了水面。原东京支部成员的后人获悉该书出版，更是欢欣雀跃。他们的父辈往往因为这一段难以道明的历史，长期笼罩在政治运动的阴云之中，而这本书的出版，让他们有一种遮蔽在父辈身上半个多世纪的阴影一朝烟消云散的欣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很有特色、很有成效。由上海党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等领导的左联，在进行革命宣传和进步文化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中共东京支部，就是在上海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直接领导下，由在东京的中国文化人和到日本留学的党员所组成。《中共东京支部》通过大量的回忆资料，真实记录了中共东京支部在日本的活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此书“政治观点正确，重要史实清楚”，“具有一定的重要的史料价值”。认真阅读此书，颇有感触。 　　一、该书较全面、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中共东京支部的活动，弥补了中共党史征研左翼文化运动史料的不足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纠集大军对工农红军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到处搜查、破坏革命组织，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禁止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党组织遭受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在国内难以立足，被迫东渡日本，到当年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图书库”的东京寻求真理，为以后回国革命打好基础。于是，东京一时成为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左翼文化人在国内遭受迫害打击之后的流向地和聚会点。中共东京支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由中共上海文委负责人周扬直接领导，以林为梁（后改名林基路，1943年9月与陈潭秋、毛泽民一同壮烈牺牲于新疆）等人为骨干，于1935年秋在日本东京建立起来的。林为梁任支部书记。党员人数从初时的十来人发展至50人左右。从1935年9月成立到1938年初结束，中共东京支部虽仅存在两年多，但其团结流亡日本的左??文化人和留学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开展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宣传活动，发挥了骨干和核心的作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该支部党员及其联系的左翼文化人，先后回国投身抗战，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许多人为民族的独立、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牺牲。他们的事迹，为中共党史和革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相对于对留美、留法、留俄学生中的中共活动的研究而言，学界对中共在旅日文化人和留学生中建立党组织及开展活动的研究是不足的。一部中共党史，只是在写到左翼文化团体活动地区不断扩大时，提到了“日本东京”几个字。其他党史书箱刊物，对于中共东京支部活动的宣传和介绍也不多，即便有一些，也相当零散。由此可见，对这段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和宣传是党史工作的薄弱点之一。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持下，在东京支部、东京“文总”（东京左翼文化人成立的各文化团体总称）后人的支持帮助下，编者挖掘了大量生动、详实的史料，将有关内容汇集成书，全面再现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为史学研究者以及普通读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二、中共东京支部的历史是广东党史的组成部分，该书有助于丰富???广东党史的认识 　　中共东京支部的历史与广东革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当南方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时，在广州暗地里却出现了不少左翼文化社团，还有为数相当多的读书会和读书小组。当时不少先进青年为之吸引，想方设法加入，为参加其中的活动而甘冒坐牢杀身之险。东京支部、“文总”的人物中，大多是广东人（如支部书记林为梁，组织委员陈洪潮、陈健等），或在广州上过学，教过书，当中就有左翼社团和读书会的成员。当左翼文化运动在国内遭到重挫后，老师学生一帮人彼此照应着从广州挪到东京。当祖国抗战的呼声召唤时，他们又从日本回到广州。广州市文明路63号广州留东同学会就是他们的聚会点。而广州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就是1938年1月发起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团体之一。1937年9月，陈健率东京支部党员及留日同学30多人离开日本、回到广州，遂通过梁威林（支部宣传委员）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上海党组织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博古汇报了东京支部成员在广州的情况，并“要求解决广州关系”。经联络，陈健、梁威林于是年底在香港会见了中共中央派来的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彬。遵照张文彬的指示，中共广州市委接收了东京支部最后回国的20多名党员的组织关系。当时广州约有中共党员400人，原东京支部成员占了二十分之一。此后在广东各地的抗日、革命活动中，到处活跃着“留东同学”、原东京支部党员的身影。 　　因而，中共东京支部的历史，与中共广东党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编辑出版中共东京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