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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反腐行政法观察 　　【摘 要】本文以行政法视角，从官员财产公开、职务保护伞和上访难三个方面观察中国式反腐，提出构建反腐体系，建立全面的问责制度来应对当下的反腐局势。 　　【关键词】中国式反腐；潜规则；官员财产公开；上访难 　　一、不敢公开的官员财产 　　我国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第三百九十五条i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申报提出了要求，但是不难发现，责令说明来源的，是被查到的巨额财产，如果没有被查到，便大可高枕无忧，继续发财，且刑法并没有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换句话说，当官员把巨额财产转移给他身边的人时，被查到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少了。 　　国外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以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1992年，日本通过了《为确立政治伦理的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简称“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该法规定包括日本首相、大臣在内的国会议员在当选的100天内提交从土地、房屋、存款到工艺品、高尔夫会员证等的私有资产报告，之后每年4月还要提交资产补充报告、所得报告等，所有报告被保存在议会阅览室内并且对外公开，可自由抄录。1995年底各级地方政府和议会都依照前法制定了资产公开的相关规定。 　　2001年1月，配合中央机构重组，内阁会议通过了“大臣规范”，其中规定首相、正副大臣、政务官在就任和离任时，要公布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所有家庭成员的资产状况。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为了树立党的良好形象，赢得更多的国民信任与支持，也要求本党籍国会议员公布配偶和子女的资产状况。在民主党网站上可以轻松浏览资产公开情况。 　　缘何我们的官员，那些声称与我们有鱼水之情的父母官，不敢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到底怕的是什么？法律学者徐昕教授曾在12月7号的博客中说道“官员财产不敢申报公开，就不要喊反腐。” 　　二、职务是把保护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008年9月的三鹿奶粉事件引起社会哗然，共有24名党政领导干部被处分，但另广大民众大跌眼镜的是，据《新京报》报道，09年3月因三鹿奶粉事件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08年的12月就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鲍俊凯不仅毫发无损，还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同样因三鹿奶粉事件被河北省纪委、省监察厅给予记过处分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则在08年11月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在09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 　　近年来，多名因三鹿奶粉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又陆续复出，包括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等。 　　这些官员失职的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都不会离开“利益”二字，我们的父母官绝不会是最后才知道情况的冤大头，违法犯罪的各路势力早已打过招呼提点了的，那我们不妨可以大胆推测，这些失职肯定无法与腐败撇清关系。然而国家在打击腐败时，只是给与记过、撤职等行政处分，官员躲在职务的保护伞下并没有受到实质的惩罚，而且过不了多久，又可以继续升官发财，腐败的成本与风险如此小，在中国这个极其发达的人情社会中，又怎能高呼口号打击腐败呢？ 　　前文提到的“表哥”事件，在以微博为主要阵营的互联网上闹的沸沸扬扬的21天后，结果也只是陕西省纪委通过西部网对外发布称，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因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撤职。高于工资收入几倍的巨额财产总不会是凭空出现，那么贪污贿赂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但缘何“表哥”也只是被撤职，并没有被立案，这使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再一次被怀疑。 　　三、上访怎么那么难 　　上访可谓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民意表达方式，也是检举腐败的手段之一，通常当群众认为基层政府贪污受贿、与恶势力勾结鱼肉百姓而又一手遮天不为民做主时，选择越层向上一级政府反映情况以维权。然而上访之路却远不像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ii所述的那般平坦，可谓万般艰险，截访、被精神病、被失踪，还有我们政府的杀手锏——劳教制度，这些并不是骇人听闻的空穴来风，都是实实在在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演的一出出闹剧。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节选了这样一个案例，四川《荣县志》上也有记载。19世纪中期四川荣县收粮的时候，户房书吏（县财政局干部）总是有各种借口晚来早走，导致农民在收粮处外排起了长龙，拥堵不堪，而按照当时的律例，不交粮和晚交粮都是要吃鞭子蹲号子的，不仅家里农活耽误了，大家还要花钱请人走后门代收粮。有个叫王开文的农民，很有气节，跑到县里告状，可县里不受理，于是他便告到更高一级的衙门，县里直接派人把他抓了回来，套上枷锁在大街上示众。 　　但没想到王开文气壮山河，在众人面前大呼道：谁和我同心？！谁愿意掏钱跟他们干？！当地百姓受鱼肉之苦久矣，都拿出钱币挥舞着愿意跟随王开文。《荣县志》上描写道：“县令大骇”，赶紧把王开文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