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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发展模式核心 　　本文是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为2007年3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发展论坛”所准备的发言稿。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成功建立在以下两点的基础上：一是它实施了适应本国国情和发展目标的政策和战略，二是创新。而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要求中国从出口拉动型增长中转移出来，而其核心是创新。在向这一新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根据本国的特有情况和目标来建设市场经济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 　　自从中国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以来，它在过去的30年里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战略和政策的适应性基础上的：旧的问题解决完之后，又出现了新问题，为此就必须设计出新的政策和战略。中国经济成功的另一个基础是社会创新。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其他国家面临的不一样，所以必须找到新的解决办法。而且中国认识到，它不能简单地将他国的经济制度移植过来（即使这些制度在其他国家运行良好）；至少要对这些经济制度进行修改以使其适应中国的情况。不仅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不一样，而且从很大程度上说，它要实现的目标也不一样。这些是中国谈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部分原因。即使中国那些已经成功的制度也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修改。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创新，它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对中国经济的成功起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们不再能应对中国面临的所有挑战。 　　中国2006年公布了第11个五年计划，集中关注了过去的经济成功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受益；尽管消除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平等却急剧加大。更大程度地依赖市场意味着，从某些领域（例如医疗、教育）来看，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可能下降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显而易见不是可持续的。中国先前所走的发展道路与它所宣扬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一致，因而需要找到新的方向。同时，在政府能够征收到足够多的税收的条件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所需的财力和物力。 　　当然，如果中国想要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并且想要拥有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所必需的资源，那么，经济就必须继续快速增长。但是其他国家的情况表明，即便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一定会增加就业；只有产量的增长速度比生产率快时，才会增加就业。而且，即便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不一定会导致社会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去年，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我谈到了“十一五计划”背后的一些经济原则，从标准经济学概念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讨论，这些概念有助于明确政府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必须扮演的角色。 　　今天，我的发言将集中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不过，这些问题必然有其背景：为什么中国的“十一五计划”从一些关键的方面来看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基础上的；这一新的经济模式与中国以前所遵循的模式不一样，也与许多西方国家正在遵循的模式不一样。要想了解这一新的经济模式，人们必须了解旧的经济模式为什么能在过去发挥良好作用，它面临哪些问题，以及新经济模式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a）为什么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在过去如此重要，但是现在为什么能以新的、更好的增长方式来实现它以前所发挥的作用？（b）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独立的创新体系？ 　　出口拉动型增长 　　与大部分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经济成功的基础是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十一五计划”要求改变这种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赖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模式。（当然，出口将继续起到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增长模式的重新平衡。） 　　从全球来看，那些认为自身就业受到威胁的国家并不欢迎中国在出口方面的成功。对这些国家而言，嘴上谈谈竞争与市场的优点是一回事，在市场游戏中输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许多地方，人们看到开始出现激烈的保护主义情绪。出口大于进口帮助刺激了中国的经济，但是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却截然相反。 　　贸易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能够帮助中国不受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其他国家从东亚金融危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没有充足外汇储备的种种风险。中国不想自己再经历同样的事情。不过，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任何危机。可是，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仍然对农村地区有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大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的出口行业可能会经受住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尽管汇率上升对全球经济不平衡作用甚微，甚至可能会使情况更糟糕，因为它会让美国为贸易赤字进行融资的问题变得更困难）；可是，中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对农民给予补贴（实际上，这会抵销美国和欧盟的农业补贴），那么，这会拿走其他发展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