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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社会责任理论和现实困境 　　摘要 西方社会责任理论引入中国以来，在解读中国电视媒介现实问题时产生了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对公共利益的诉求使得人们对责任理论提出过多的理论和现实期盼。在分析中国电视现状格局时，存在政府、电视台、广告主和受众等四种利益博弈，公共利益和媒介责任总是被放在一起探讨。社会责任理论在提出和发展后，其理论本身并未明确提出媒体的责任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且，传播领域公共利益的实现在于整体制度安排而不是诉求于媒体的责任感。 　　关键词电视；社会责任；困境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周小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苏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4 　　在西方，社会责任理论是对传统新闻自由理论的修正与发展。“社会责任论，严格地说，它不是独立的理论，而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演化形态，是对原有的自由主义理论的革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媒体行业步入垄断，研究者认为这些具有特定利益诉求的媒介商业群体，其经营逐渐由服务民主政治转变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导致媒体垄断现象严重，虚假新闻层出不穷，报道内容危及到社会公德、个人隐私以及社会发展进步使信息生产与传播主要服务于商业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所有者新闻界内部的集中趋势、趋利动机被认为是危害新闻自由的重要因素。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美国的社会责任理论逐渐发展形成。 　　西方社会责任理论的贡献在于对责任的强调和主动的媒介观。它强调媒介在社会政治和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和责任，并试图在媒介和公众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在实践中，社会责任理论指导西方国家建立新闻自律组织，制定自律条例，形成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而且在社会责任理论影响下，社会不仅关注企业盈利活动对媒体信息传播与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并且关注新闻媒体滥用自由对公众自由带来的危害等问题，对企业商业利益和媒体行为都提出了制约。 　　西方社会责任理论本身也存在缺陷，最重要的缺陷是责任概念的抽象。社会责任理论被认为很难从理论层面跨越到实际层面的最大原因就是其抽象性，缺乏实践指导价值，对谁负责、负什么责，这些在社会责任理论里都没有明确指向。 　　自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公开出版译著《报刊的四种理论》开始，西方社会责任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已经有三十几个年头，面对中国媒介历经几十年发展积累的问题，社会责任理论被赋予期盼，特别是市场因素从隐性力量走向显性力量深刻改变着媒介格局，受众对媒体的感观发生巨变，对电视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节目同质化、信息节目质量不高、节目娱乐化、广告泛滥、忽视弱势群体话语表达、缺乏对青少年的有效保护等等。社会责任理论作为一种解决路径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关注，同时，质疑之声也同样明显。本文试图从电视媒介人手，探讨社会责任理论在中国发展中存在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 　　一、理论困境 　　理论困境之一：从历史渊源看，中国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缺少从自由到责任的发展源流。西方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为了纠正“自由”的弊端而提出的。 　　理论困境之二：责任概念和内涵模糊。表现在将责任纳入媒介体制分析框架，将责任等同于政治责任和政府责任。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差：认为社会责任理论强调政府积极介入媒介活动，通过强制手段来规范媒体来履行社会责任。其实社会责任理论本质强调的是保护个人的自由权益，反对政治干预，主张仅从道德、伦理层面进行自我约束。 　　理论困境之三：在公共新闻和社会责任理论之间纠缠。将责任和公共利益放在一个分析框架中讨论。在谈及社会责任时，有两组概念是研究者绕不过去的。一是社会责任和公共新闻，二是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 　　首先来看社会责任和公共新闻，两者在重点、试图解决的问题（目标）上一致，但因为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社会责任理论是为了纠正“自由”的缺陷，而20世纪80年的产生的公共新闻则是为社会民主而生，有人认为公共新闻是一场改变美国民主的社会运动。而且社会责任理论触及的是报刊与政府的关系：它们寄予报刊一种责任，在关键时候赋予政府干预媒体的权力。而公共新闻则只涉及媒体和受众，按照杰伊·罗森的描述。公共新闻只是试图通过新闻业内部的变革，改善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在康德提出，塞亚·柏林发展的自由二分法框架中，社会责任理论和公共新闻都属于积极自由的内涵范畴，而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困境的共同原因就是：他们均未能对“限制政府角色、个人权力不受干预”这一被民主社会视为政治结构基础和民主硬核且已广泛被接受理论提出有力冲击。 　　其次，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这组概念。在谈及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两者时，需要提出两点：第一，社会责任理论在提出和发展后，其理论本身并未明确提出媒体的责任在于维护公共利益；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