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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纪录片姿态与生态张兆利 　　[摘要]话语权力、民生关怀、精英意识的纪录片姿态层面，与文化生态、心理生态、类型生态的纪录片生态结构之间既有关联又有侧重。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是在姿态与生态的相互调适中进行的。这种渐进式的调适，根本诉求是指向纪录片的真实，纪录片由现象之美走向影像自由的真实趋向越发明显。纪录片姿态与生态的变革现象，有着艺术理念、美学意味、社会价值、思维方式等多重内驱力。和谐就是一切现象美的本质，唯有自由才可以达到这种生存的至高境界，纪录片也不例外。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 姿态 生态 　　纪录片被誉为人类真实态的“生存之镜”。它可以“创造性地处理现实”，（格里尔逊语）也可以“抓住现实的片断，将其有意义地结合起来”，（维尔托夫语）它不是完全地复制现实，而是面向现实的一条渐近线。[1]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是在姿态与生态的相互调适中进行的。这种渐进式的调适，根本诉求是指向纪录片的真实。观望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姿态与生态发生着多重嬗变，纪录片承载的社会意义、文化价值、历史内涵、人本诉求、美学意味等都随着时间流逝发生着多重向度的嬗变，这样的嬗变有着纪录片姿态与生态变革的外在表征。换言之，通过对纪录片姿态与生态变动的探析，我们可以试着寻求一条由现象之美走向影像自由的真实之路。 　　一、姿态与生态 　　纪录片姿态包含话语权力、民生关怀与精英意识三个层面。纪录片话语权力，是指片中视听话语带有的权力意味。纪录片民生关怀，是指片中主旨所散发出的民生情怀。纪录片精英意识，是指片中主旨所诉求的文化引导意识。 　　纪录片生态包含文化生态、心理生态与类型生态三块结构。纪录片文化生态是指各纪录片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结构而成的整体形态。纪录片心理生态是指各纪录片创作者具有的心理诉求结构而成的整体形态。纪录片类型生态是指各纪录片所具有的不同风格结构而成的整体形态。 　　纪录片姿态与生态既有关联，又有侧重。首先，生态制约姿态，姿态影响生态，二者相互作用。其次，生态关注群体，姿态关注个体，关注对象各有侧重。再次，从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来看，纪录片生态是由一元到多元，而纪录片姿态是由仰视到平视。此外，从纪录片美学意味来看，生态注重结构，姿态注重人性。最后，从纪录片制作理念来看，生态讲究和谐，姿态讲究合适。 　　二、1949年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 　　1.政治化纪录片时期（1958-1977） 　　这一时段的中国政治化纪录片一般以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国内各行业先进典型为报道的主要内容，以颂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宣传基调。其典型特征为电视纪录片的电影化、纪录片话语权的国家化和题材风格的单一化。1958年6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播放了中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主要内容是“河南信阳人民抗灾夺丰收的感人事迹”，也标志着中国电视纪录片近20年政治化纪录时代的来临。这个时期的电视纪录片主要有《珠江三角洲》、《长江行》、《欢乐的新疆》、《芦笛岩》、《收租院》、《深山养路工》、《壮志压倒万重山》、《三口大锅闹革命》、《太行山下新愚公》、《泰山压顶不弯腰》、《向青石山要水》、《种花生的哲学》、《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欢乐的新疆》、《大庆在阔步前进》等，时长一般较短，类似于电视电影，内容主要是纪录表现中国的锦绣山河、人民生活面貌和风土人情，主题主要是讴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大自然和各种困难作斗争的业绩。在形式技巧方面，受苏联的“概述片”模式和纪录片是“形象化政论”的观念影响，比较注重纪录片的教化作用，画面、音乐都表现得十分注重造型美，比较偏重解说词和蒙太奇剪接效果，几乎没有用写实音响。 　　在姿态上，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坚持话语权力的垄断，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对拍摄对象采用仰视视角。从三个部分来看，姿态的个体性较强，具有典型性，但人性刻画较弱，没有展现出拍摄对象的全貌。在生态上，这一时期的纪录片注重文化生态的宣教性，心理生态注重召唤与鼓舞作用，类型生态较为单一，基本上是政论片。从三个层面来看，生态群体的模式化较强、结构简单，生态结构很不和谐。仰视的姿态、单一的生态，形成了这一时期的纪录片文化现象。人们把主观意识投注入这些脸谱化的角色身上，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召唤”，想象着超我的终极之途。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现象偏离了对人性的真实刻画，美学意味较为单薄，所指大于能指的重心形态，使得国家意识形态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主流话语居于绝对地位，影像自由度极低。 　　2.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978-1992） 　　这一时期电视纪录片的典型特征是确立人文观念、表征民族精神、群体话语方式和主题先行风格。代表性作品有《丝绸之路》、《唐蕃古道》、《河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