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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性理论成果及其关系探析 　　摘 要：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阶段；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因此，形成了两个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二者关系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据建设模式的不同，又可分为两个特点鲜明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我们在这里为论述的方便，把它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其时间跨度大致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是以苏联模式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的框架，虽然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提出了走自己的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所以这个阶段总体上来看，没有形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第二个阶段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为发端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探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这个阶段从时间的跨度来看，就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并且这是一个继续向前延伸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就是突破了苏联模式，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也是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难点之一就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即1956～1978年这段历史及其理论成果，主要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初步的探索。其原因在于，毛泽东思想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而比较特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1956～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阶段；1978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能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就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合二为一的问题。从字面意思来看，毫无疑问，前者是不能纳入也没有必要纳入到后者当中，但是，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自己的道路。这个任务的提出，很显然就是摆脱苏联模式，走中国自己的路，涵义与中国特色是相类似的。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于毛是有原因的。但是因此而把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却是不恰当的。 　　首先，这两个阶段历史条件不同；这两个阶段有联系，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们的重要区别。也即，虽然同是社会主义建设，但二者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有着很大区别。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如何判断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制定和执行内外政策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没有超越列宁提出的战争与革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端、形成及其发展都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个大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相对和平的新历史条件，为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阶段。 　　从实践基础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内部面临薄弱的物质基础、外部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的条件下开始的。内外两方面的压力最终使这一时期对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判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