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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环境转型与中国应对 　　中国的崛起是在单极下的崛起，这意味着中国崛起是在十分不利的国际格局下展开。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虽然国际环境具有总体上和平的性质，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如何把中国上升的实力转化为在体系中的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则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个比较现实的挑战。中国的崛起无疑会对美国在东亚地区长期享有的主导地位形成某种不可避免的冲击，如何在崛起过程中，实现能够被美国及本地区大部分国家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平稳转型，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挑战。 　　大国亚太战略的调整，是它们对时代与环境变化做出的主动适应与应对。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和塑造地区架构、锁定亚太地区未来发展方向的意图，是为其在亚太地区长期占据有利战略位置创造有利条件和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日本、印度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跟进。相比之下，俄罗斯、欧盟的亚太战略则保持了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大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中国亚太战略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较为复杂的挑战，由此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应对方略的思考。 大国关系与国际战略本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博弈，战略涉及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较为根本性的博弈以及在这个博弈过程中采取的具有时间一致性和根本重要性的策略选择。在一个阶段成功的策略，不一定在其他阶段能获得成功。为此，我们需要思考，当中国崛起进入新阶段后，需要相应地采取的战略选择。 　　1.单纯温和的政策，可能不足以维护和巩固我们已取得的崛起成果。 　　在过去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国外交总体上执行高度克制的和平外交政策，它是一种总体上十分温和的合作性的外交政策。在执行这种政策过程中，我们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也体现出若干不足。 　　当一国执行温和政策的时候，其他国家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应对，一种认为这一温和政策充分表现了该国的善意，另一种应对则认为，该国的温和政策，降低了对它进行挑衅的成本和风险，某些国家可能利用这样的“机会”，从中获取更大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大国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显示自身立场的坚定性，在某些问题上采取适度强硬的立场，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要求。 　　外交上的适度强硬是为了体现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定性，体现维护核心利益不容置疑的决心。但强硬并不是一味地逞强。强硬政策的目的是建立起大国应有的战略威慑力，打消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蚕食大国利益的动机，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更为真实和健康的基础。 　　2.中国的亚太政策需要实现经济手段与军事安全手段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发挥整体性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执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在安全问题上忍耐，不试图挑战美国在全球以及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对于周边地区存在的安全问题和矛盾总体采取现实的、克制的、不激化矛盾的“搁置争议”政策；在经济领域，积极融入国际和地区经济体系，与各国发展经济贸易联系。 　　由于在安全与经济领域采取了不同政策，这样的政策执行，在国际关系层面容易造成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的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沿着不同方向发展。 　　这样一种政策虽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缓和本地区安全局势的作用，但在美国重返亚太、世界主要大国的亚太战略经历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这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美国在安全领域低成本地维护、巩固和扩展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使某些外部国家在安全领域的行为更加无所顾忌。 　　在未来一个时期，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中国需要更加均衡地发展不同领域的实力。通过不同手段的相互匹配，为中国在亚太地区争取相对较好的战略空间，也为地区经济合作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3.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要寻找破解或共存之道。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都会继续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中国继续发展的硬约束。这一联盟体系的存在本身，会持续性地对中国形成一定战略和安全压力，使中国进一步崛起和发展的安全环境难以有根本性改善。 　　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加剧了中国与一些东亚国家之间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不同步性，使中国“以经促政”的政策效果受到很大局限，并可能使该政策已取得的成果在较短时间内得而复失。在中国实力继续上升、美国不会轻易降低对中国的战略压力的背景下，如何应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是未来亚太地区秩序转换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需要对美国安全伙伴的自身能力、安全需求，对美安全依赖的程度、抗压能力，对中国安全保护的可接受度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评估，并相应地采取差异化政策，对合作行为进行鼓励，给对抗行为施加成本。通过这种方式，降低某些国家在军事安全领域对中国的针对性和敌对程度，使其立场变得中立或进一步向中国靠拢，并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