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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公益圈里“高知”们 　　不久前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99万，再创历史新高，而招聘岗位同比下降15%，就业形势严峻，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 　　同样在不久前，芦山地震救灾中，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的表现可圈可点。从2008年的汶川到2013年的芦山，公益机构在灾难的摔打中日渐成熟。 　　在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中，尽管公益组织一直非主流，但也在近年越来越受青睐。作为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谢海山说，无论是志愿者还是公益组织的专职员工，硕士、博士人数都在这几年有所增加。只是，他们的选择并非如六月的雨一般突然，而是在一遍遍问自己作何选择之后，听从了内心的召唤，哪怕这个行业曾让他们在物质上捉襟见肘。 　　●谢海山：爱不是百分之百的投入。爱是抽离 　　认识谢海山有四年了，四年前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在读硕士，今年他已在该院博士毕业。四年前见面时他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四年后的他依然忙碌如初，只是现在的电话，更多的是公益咨询。 　　约谢海山采访正好是青年节，上午他以培训师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志愿者动员暨工作培训”会场。一身运动服加运动鞋，他说这是为了配合培训会的正式场合专门换上的，否则就穿着骑行服来了。 　　进入工作状态的谢海山，身上忽然没有了几分钟前那股随意的劲儿。看完园博会的宣传片，他问志愿者们有什么感受。“通过他们说的，大概就能知道他们对志愿服务了解多少，还需要给他们讲点什么。”谢海山说他喜欢欧美大学的教育模式，学生自由发言，和老师有充分的交流，他把这种理念带到工作中，无论是培训还是“星光志愿者协会”内部的会议，都是重交流多过权威。 　　“星光志愿者协会”是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下面的一个志愿者团队。六年前，在人大读大三的谢海山是学生干部，通过活动，知道了北京SOS儿童村—一个孤儿成长村。当时社会上有人给那里的孩子捐赠衣服和书本，但孩子们的情感需求却常被人忽略。考虑到这一点，谢和他的同学希望多一些去儿童村的机会。但是活动需要学校同意，并且志愿服务基本都是不固定的，无法满足???务对象的情感需求。这种落差刺激谢海山创办了“星光志愿者协会”，把儿童村的服务项目固定为每周一次。 　　除了服务对象有需求，志愿者自身也有需求。谢海山说，“星光”志愿者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在校大学生，这个群体的自我认可过程非常重要，只有不间断地让他们参与各种志愿服务，他们的参与感和成就感才能不断完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文化也才能在“星光”更好地发扬。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刚成立不久的“星光”提供了很好的练兵机会。谢海山带着他的团队给奥运会当志愿者，“当时我自己的热情很高，奥运期间每天只休息两个小时，大家都叫我铁人。”当时“星光”的主力军是人大的学生，通过奥运会和其他志愿服务，志愿者们认识了许多人大之外的朋友，慢慢地把这些人发展成了“星光”的成员。之后“星光”名声渐长，登记注册的志愿者人数从最初的200人迅速增加，今天，已经成了拥有6000多人的大家庭。如今的活动项目，也从赛会志愿者和儿童村延伸到了农民工子女学校和社区特殊家庭儿童成长等领域。 　　除了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之外，谢海山手里还握着一张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的学位证书，今年6月，他要去哈佛大学继续心理学深造。如果人生有其他可能，他也许会成为律师，也许会成为心理咨询师，但偏偏在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当了一名志愿者培训师。 　　谢海山说坚持从事公益事业是认真思考后的决定，当时想过是做与法律专业直接相关的法律援助，还是选择与专业关系不大的管理岗位。他说：“我很擅长协调各种资源，也能找到更多能做法援工作的志愿者，所以最终选择做志愿者管理。” 　　谢海山说做公益做大的困难就是经济收入，尽管现在不定时的会有志愿者培训费，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也会每月发给他一些专家补助，但如果仅靠这些微薄的补助，早就撑不住了。他只能靠法律和心理案件咨询赚钱，在保证自己生活的情况下，给“星光”贴补活动资金。 　　采访中谢海山强调最多的是学会把自己抽离出自己太喜欢的东西。“如果你老是对你做的事情太感兴趣，会变得被动，会被无数的咨询电话淹没。”尽管在旁人看来谢海山的电话总是那么忙碌，但他自己知道，每天接电话处理跟公益相关的事情，绝对不能超过三个小时，这样才有时间给自己充电，才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自己和公益的未来，只有学会抽离，爱才会变得更有力量。 　　卢磊：被命运选中的孩子 　　“卢老师，我都考了两次了还没通过。”一位中年女士说。 　　“您回家别做家务了，不然考第四次就真的不好了。”29岁的卢磊笑着说。 　　这是5月24日丰台区某宾馆会议室的对话，当天，卢磊在某网校当老师，给即将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同学做培训。卢磊今年不到30岁，底下的17个学生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