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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中文化基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工潮涌，波澜壮阔。如果说最初的“百万民工下广东”还不足以令人震撼的话，那么如今上亿农民的四处出击，却不能不引起整个社会的严重关切了。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6亿之巨。其中民工潮居高不下，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惊呼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其在给中国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我国人口流动由来已久 　　人口流动原本正常，但流动人口一旦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成为无所依归的流民，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盲动力量，转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寻常而普遍。传统中国是一个流民众多的国度。自有“流民之母”—农民以来，特别在春秋战国时代确立了农民封建社会生产主体地位之后，就不断孕育着流民，一代又一代，从未绝迹，从古至今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生态链。此情此景，似乎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 　　众所周知，“安土重迁”历来被视为中国农民的“天性”，“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成为他们恪守的信条，只要有一线生机，无论如何他们不愿抛别故土，远走他乡。即便迫不得已到异地谋生，但终究要“叶落归根”，回归故土。对统治者而言，农民能“安居”、“乐业”，当然有利于管理与控制。于是“无旷土”、“无闲民”成了盛世的象征。农民“恋乡井不忍移徙”，统治者也希望农民“安土乐业而重出乡土”①，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应该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但理论只是一厢情愿，理想与现实背离，农民和土地的脐带经常被无情剪断，于是流民如潮而涌，贯穿于传统社会的始终。 　　传统社会的农民之所以背离乡井，实出无奈。他们是被“强制”脱离物质生活资料而亡命异乡的，这种“强制”力来自多方面，或因丧失土地无以为生流亡他乡，或系天灾人祸被迫逃离家园，或为改变穷困潦倒的生活境遇盲目流入城市谋生。这其中因天灾人祸如灾荒、战火、“苛政猛于虎”而被迫逃离家园的人口流动，居于主导地位，这就给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烙上浓重的“环境难民”色彩，与当今的人口流动不能同日而语。 　　与??史上人口大流动不同的是，民工潮的涌起不是因为天灾人祸等“传统因素”导致农村经济衰退而引发的，恰恰相反，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在农村率先实行了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也相继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落户。封闭了几十年的人口格局终于被打破。于是，成千上万“主动型”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田野里走出来，涌向城市去寻找就业的出路。这与历史上“被动型”的流民潮，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上亿民工涌进城市，不言而喻，动机复杂多样，但改变自身的境遇，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不变的“定律”。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城市的面貌，推动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铸就了无数的辉煌。与此同时，城市化“过度”也引起人们的普遍担忧：交通拥挤、供应紧张、城市人口膨胀、社会犯罪率明显上升、人口控制困难等等。人口流动的“双刃剑”，正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人口流动中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影响 　　文化具有区域性、差异性，人口流动有利于缩小差别，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原因很简单，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模式、文化基因诸如价值取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无不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流动。换句话说，人口的流动就是文化的流动。在传统社会，人口的流向主要采取以中原为中心的波浪式离心运动，中原文化因而得以扩散，在与流入地文化交融过程中，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彰显着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具有包容性，但同时也具有封闭性、排他性，这种现象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乏其例。比如，在近代长三角地区，由于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吸引了大批农民工，其中打工妹群体居于多数，形成“阴盛阳衰”的格局②。从理论上说，人力资源的配置应该决定于市场供需规律，但作为文化基因的“地缘倾向”（同乡关系）往往掺杂其中，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家，一般倾向于招收本地民工，这在该地区企业家群中几乎就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地缘倾向”，强化了打工妹籍贯构成的“本区化”特色，甚至可以直接决定打工妹的职业流向和职业分层。相比之下，非长三角地区的打工妹，尤其是缺乏乡谊资源遭受歧视的苏北人，“长时期在正式劳工市场以外或在其边缘谋生。”③这种文化基因，直到现在，仍然或多或少发挥着作用。 　　再比如“闯关东”，清代以来不绝如缕，进入民国时期更是居高不下。如今“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沉淀在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了。“闯关东”浪潮迭起，与之相伴的是汉文化（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在东三省，有很多“山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