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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走出去投资风险 　　辽宁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近年来，辽宁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从小心翼翼、步履蹒跚，到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规模逐步扩大，仅从200B年到2012年间，中方累计对外投资额已达到64.22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额累计达到80亿美元，年均增长160%。对外投资的领域逐步拓宽，质量逐步提升，方式不断创新。从最初的国有企业为主到现在的民营企业加入走出去的大军；从小规模小数量的尝试到现在的大规模并购跨国公司和大型工程承包：从并购粗放型的低端生产企业到高科技企业、技术品牌或营销网络。其中不乏像大连万达收购美国院线AMC公司、沈阳机床并购德国希斯公司这样的收购案例。工程承包方面，以沈阳远大集团承包俄罗斯联邦大厦项目和特变电工承包菲律宾班乃岛输电线路工程等为代表的大型项目也逐年增加。 　　企业“走出去”过程的问题 　　伴随着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走出去的企业迅速增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各种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特别是安全问题更是尤为突出。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美国因次贷危机发展缓慢，欧洲又深陷债务危机，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不安，社会治安环境令人担忧。中国境外施工人员接连发生遭劫持和绑架事件，先后在苏丹和埃及发生中国工人遭劫持事件使中国驻外人员的安全问题突显出来。2011年利比亚的局势动荡，中国紧急实施了大规模撒侨，由此带来的项目合同损失多达数百亿元。这些还仅仅是境外安全状况的冰山一角，如此高频率的突发事件引发了各界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不应该被忽视，昂贵的学费应该换来宝贵的经验。 　　为此外交部和商务部都出台了加强境外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辽宁省也在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辽宁省境外中资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工作指导意见》、《辽宁省境外中资企业和机构安全管理规定》、《辽宁省境外中资人员安全守则》等。同时，安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人身安全上，境外的资产安全同样重要，对投资风险的管控在一段时间之内被人们所忽视，企业往往追求大规模的项目，甚至好大喜???，只重业绩，不重调查研究，盲目投资，忽视风险，为资产的安全留下了隐患。所以，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投资风险控制问题应该是“走出去”工作的重中之重。 　　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中的客观风险 　　（1）全球国别环境差异化和地缘政治风险 　　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各地区间的环境差异巨大，其中涉及多国利益等复杂问题。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进行投资，其风险是巨大的。2011年初利比亚撒侨事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根据商务部事后公布的信息，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工程共有50项，涉及合同金额是188亿美元，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经营项目进展和经营状况受到重大影响。同样，近年来世界局势动荡多变，在聚集了大量中国企业工程承包和劳务的非洲地区，大量的恐怖袭击、境外施工人员接连发生遭劫持和绑架事件，也成为严重威胁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虽然高风险伴随的往往是高额的回报，但如果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只见利益而忽视风险，那么，一旦发生类似利比亚的问题，企业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2）政治环境不稳定，政策、法规的不连续等风险 　　投资所在国的高层动荡、领导人换届、政变等重大变动往往带来一系列严重的连锁反应，造成政治环境不稳定、政策法规等缺乏连续性、合同和合作关系变更等，都会给中国企业境外发展的空间和利益造成重大的影响。例如，俄罗斯近年来不断提高石油和木材的出口关税，导致中国投资俄罗斯木材及加工业的企业遭受损失。此外，俄罗斯2006年底整顿批发零售市场秩序，调整和规范外来移民就业等有关法规，致使大量中国企业遭受重大损失。泰国新政府修订《外国人经商法》，外资公司因此必须调整股份结构，使许多中国境外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非洲地区近年来频繁发生政变，上世纪90年代的塞拉利昂、科莫多等，加上近年的尼日尔、毛里塔尼亚、马里，非洲几乎年年都有政变发生。国家动荡、高层更替，政策常有重大的调整，由此相关的人事关系、合作关系、利益分配的变化都对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造成了重大冲击。 　　（3）不同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宗教、习俗等所带来的风险 　　另一个风险体现在与东道国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成为企业对外投资成败与否的不确定性因素。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价值观等方面容易形成较大差异。例如，在中东和北非大部分地区，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对“走出去”企业的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欧美等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同样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道难题，往往出现并购企业容易，但真正整合企业资源和人员却很难。如何去化解矛盾、取长补短、互相融合双方的优势，都需要管理者更多的运用他们的智慧。不了解这种差异的文化背景，不尊重当地的习俗和宗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