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课程、教材、教法》创刊30周年暨新世纪基础教育课改与发展论坛.docVIP

参加论坛的感想 2011年10月29、30日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开展了“纪念《课程、教材、教法》创刊30周年暨新世纪基础教育课改与发展论坛”的大讲座。我很荣幸参加了这次学术论坛，见识了大师的风采和积淀的学识的同时，带给我更多的是精神的触动和感慨。大师们从各自的理论与实践出发，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抒发为国家教育奋斗的理念和信仰。 作为一个在求学之路上未经历新课改的学生，我只是在在书本上和杭州之行的教学实习中体验了新课改。至于这样的我，对于新课改本无发言权的，但我还是想就我的所见所想抒发一下。新课改已经进行十年了，对于它的辩与立我觉得早已没有什么意义。我想就初中科学来谈一下，毋庸置疑，我国的科学教育比发达国家晚、且落后。近现代的教学理论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借鉴过来的，由于盲目不加筛选的全盘照搬，我们的基础教育之路走了很多的弯路。如今，科学处于发展的瓶颈，综合是科学发展的趋势，但到底基于什么理论、如何落实、如何综合、如何评价、是否具备综合的成熟条件等等问题还未弄清楚的情况下，使得新课改中一些方面流于形式和表面工作，而无多大质的改变，当然这中间各方利益分配上、制度上的一些冲突等因素也是其阻碍因子。 在北师大王本陆教授的报告中，提到我国学校教育现处于质量提升阶段，我们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对此我觉得有些难以理解，以何为依据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了呢？难道是以大学生的人数吗？亦或是教育素养？学生的知识水平？能力水平？我们现在的教育和规模扩大阶段的教育质量提高了吗？体现在哪里？我们的经济是在飞速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促使其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人口众多、特别是50-70年代那些勤劳苦干的人。也有学者提出质量提升时代应该改为去质量时代，那又如何进行去质量时代的教育呢？ 在西南大学靳玉乐教授的报告中，重在探讨教材政策和管理，从揭示课程改革、教材改革、教法改革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出发，强调教材的重要作用。从课程政策的角度，回顾总结了10年教材建设的发展。从四个角度研究了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教材建设的相关建议。这里，教材多样化下的无序和教材的循环式使用，很是吸引我。对于教材业余化、地方化、商品化等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呈现的无序，我个人切身感受到这种表面的繁荣下，“穿新鞋走老路”的无本质的改变。提问阶段，一位老师提到她在“调查西南地区农村英语教师用当地教材的不可控性”时， 由于当地政府部门对教材的控制，教师无权根据师生的适应性需要选择合适教材的无奈。天津师大的一位老师提到“如何解决教材多样化的无序”时，表示推动主流教材的建设，加强教材的研究、评估、反馈、修正的监控机制。靳教授指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相结合，课程专家与一线老师的合作是解决教材编写现状理论不足的办法。“对于从外国引进的教材应如何审定、如何体现国家意志？”引进的教材特别是人文社科类要进行严格地审定、审查，这从法律上讲也不能直接引用，对于部分科技类可以直接引用。“至于国家意志与政府一直是否一致的问题”，靳教授的回答比较官方，“合法性第一，合理性第二，学术观点服从于意识形态。教科书改革认为是社会政治过程，教科书的品质在于自身，而不是某人或政府说了算。”可是怎么评定呢？还不是由主体人嘛，确切的说由参与教育的专家、教师、学生、家长来评定其质量。 看到西北师大王嘉毅教授的报告，感受到了教授们治学的严谨与实在，以调查问卷的方法，随机抽样调查了甘肃省68个县，结合调查结果，对课改提出了切实具体的建议。比如政府的主导地位、教研员与专家学者的专业引领与指导、评价机制的改革、教材与配套练习的适配性、关注教师的心声等。“没有任何一套教材是适合全国各地的所有学生的。”的话语中，我体会到了他对农村孩子、少数民族孩子的切身关心。 华中师大教授郭元祥的《实践教育人——课程教学的“实践”基础》给我的印象最深，在报告的最开始，就英国、美国的教育目标结合我国的教育目标进行比较，用几幅典型的照片和教学案例，展示了日本的基础教学注重制定目标和良好习惯养成、台湾的基础教育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和思维开发，美国的基础教育注重的思维训练和查阅文献资料的能力。讽刺性地展示了一张温总理在教室听课的照片，只有温总理的坐姿正确，其他的同学坐姿各异，但都不规范。这的确引人思考，在当代的教育中，一些应有的规范在消逝……他的报告促发了我对外国基础教育研究的兴趣，感受到了研究的乐趣和好奇。此外，他的报告中还提到了“自我感、成功感、幸福感”，使我想到了教师职业的三种境界：生存、责任、幸福感。不知道二者之间有什么渊源没有？ 在南师大杨启亮教授的报告中，直接针对新课改中存在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形式主义严重、“雷声大雨点小”，提出“普适与朴素：基础教育教学创新的品质”，“何为创新，成千上万人模仿的一个创新，还是创新吗？课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