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词的感伤意境_中国文学论文.docVIP

秦观词的感伤意境_中国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在北宋词坛,秦观和晏几道同样具有多情敏感的个性气质,他们都创作了许多伤离怨别的抒情词作,体现出凄美婉约的风格。所以清人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指出:“淮海、小,真古之伤心人也。”然而细究文本,我们发现,与晏几道借男女伤离词作抒发个人、家世的悲绪不同,秦观的“伤心”更多地融入社会性的内容,抒发了词人身陷党争之祸、横遭贬谪打击的深沉复杂的感伤。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概括其生平遭际及创作风格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1 秦观感伤词的创作概况 秦观(1049-1110),早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刊沟居士、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他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纵游湖州、杭州、润州各地,充分表露出豪宕不羁的个性情怀。秦观从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家大事,熙宁元年(1068),他21岁,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灾的惨状,创作了《浮堰赋》,对百姓的苦难表示出深切的同情。为了抵御辽夏的侵扰,他曾研究兵法,写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寄托了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负。 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观专程前往拜谒,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极倾倒之情。次年,他应苏轼之请谢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1]。在此期间,秦观与苏轼同游戊烯、吴江、湖州、会稽各地,结下了终生友谊。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苏轼为之抱屈,并做诗写信予以劝勉。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2] 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3]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并于次年登第,结束了“奔走道途数千里,淹留场屋几十年”(《登第后青词》)的举子生涯。考取进士后,秦观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元佑七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精神上比较愉快,但是由于家口较多,生活拮据,“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春日偶题呈钱尚书》),只得经常依靠朋友的接济。更令他感到进退维谷的,是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孤危的政治处境。 哲宗元佑年间,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蜀党领袖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均能够出以公心,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针对新、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其中《国论》、《治论》、《人材》、《法律》、《财用》、《边防》等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在《治势》篇中,他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上有苍鹰祸,下有黄犬厄”(《和裴仲谟放兔行》),正说明他的内心笼罩着变生不测的党祸阴影,积郁着危机四伏的惶恐。 绍圣元年(1049),新党人士章棹、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在离开汴京之前,秦观重游城西金明池,抚今忆昔,感慨丛生,遂以凄苦的笔调创作了《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西城杨柳在春风中摆弄着柔枝,也牵动起词人伤离怨别的忧愁,令人潸然泪下。他追忆往昔与知交好友在金明池畔饮酒赋诗,备极欢娱。然而如今却“人不见,水空流”,无限惆怅之感溢于言表。下片直接抒发流年似水、青春易逝的感伤,实质寄托着词人身遭远谪、行将离京的愁绪。歇拍三句,更将这深浓的愁绪具象化为春江之泪,进一步宣泄肝肠寸断的痛苦。 秦观先任杭州通判,再贬为监处州茶盐酒税。在处州,他为了消愁解闷,经常到佛寺中与僧人谈禅论道,为寺僧抄录佛经,并写有诗句“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题法海平阇黎》)。岂料恰因这两句诗,被政敌罗织成“谒告写佛书”的罪名,削职远徙郴州。秦观行经衡阳时,得到衡州太守孔平仲的盛情款待,他当即抄呈在处州时所作《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