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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忠信、词义与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翻译标准_英语论文 英语论文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好比一辆推车承载着不同的负荷。翻译作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手段,最好是能把一辆车上的负荷原封不动地转移到另一辆车上去。 然而这样的“换言之”会遇到诸多困难, 决定了简单或形式上的转移是不可能的,其核心原因在于人类语言表达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这样的转移不可能仅仅是物理性 的,更加不可避免的是理性和思维方面的,正是这后者使得车上负荷的转移变得异常艰难。“翻”是语码转换过程,“译”是围绕这个过程的再创作,因此翻译的忠实就不可能是一对一的复制,而是转换加上创作的过程,其中忠实制约着转换,译者不可任意为之。同时,创作性又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翻译活动不可能是机械性的而更应该具有创造性。这两方面构成了翻译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决定了翻译过程就这样互相限制而又依赖的进行着,只“翻”不“译”人皆可为之,只“译”不“翻”则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背叛而不足取。所以,译者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可能把转载过来的负荷创造性地重新摆放好。 从形式到内容,践行翻译的首要标准,就是“忠信”二字,即艺术上的“忠信”。对忠实的追求不仅应该是形式上的,因为艺术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本质上的真实,正所谓真中见假,假中见真,恰如鲁迅先生所比喻的那样,“真牛”牵上台会反倒使观众觉得更假。因此,翻译中的极度忠实会导致极度不忠实,有时译者甚至要以对文本语言具体意义的不忠实方式来达到真实意义的最高忠实度。翻译追求的也就不仅是形似,更要神似,当然这“似”的最起码标准应该是忠信。所以,对于翻译忠信标准的讨论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主导着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取向,因为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而且还涉及语言体系以外的各种因素,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但是,翻译实践中的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译文的“忠信”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译文读者是译文最权威的评价者,而他恰恰正是因为不懂原文才来读译文,所以问他译文是否忠于了原文就好像问死者死后的感觉如何一样荒唐:没有体验(未死过)的说不出,有了体验(死过)的又没有机会来说出了。绝对忠信于原文的只能是原文本身,可这又与翻译毫无关系。所以,究竟应该怎样译、译成什么样才算忠信了原文、这样的忠信到底有没有标准,长期以来就是翻译理论和实践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一、“忠信”与“信”“达”“雅”的关系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的《辞海》在“忠”和“信”的条目下均未列“忠实”而代之以“忠信”:“忠者,内尽于心也;信者,外不欺于物也。”忠是一种本质,是包括人类在内万物的一种自然属性,失去它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都会陷入混乱甚至无法存在。忠于亲情、友情、爱情历来是倍受称颂的高尚情操;不讲信义、反复无常、朝秦暮楚历来受到唾弃,就连在完全无意识情况下沾了这样品行边的生物、动物也注定了他们在人类心目中的地位,或褒或贬,或保护或杀伐。信则是对忠的追求、反映和考量,从人的“头可断,血可流”,到血可流,头不能断,到二者都不肯,从自然界的玉可碎不可改其白,竹可焚不可毁其节,到墙头草风吹两边倒,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和幅度。如果忠是本质是属性,是概念是信仰,它的表现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信”的跨度可谓相当之大,表现形式层出不穷。但无论怎样它都不能偏离其本源的“忠”,否则“忠”会因为失去表现形式而变得虚无缥缈甚至不复存在,“信”则会因为失去内涵而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话。 忠信与翻译标准“信、达、雅”有何关系呢?有人认为“信、达、雅”这个标准未免有些空泛而难以执行或对实践鲜有具体的指导意义;也有人认为这三个标准本身就自相矛盾难以三全其美。就第一个观点,我们不妨把这三个字补全一下:“信”前面加“忠”后面加“誉”成为“忠信誉”,“达”字前面加“顺”后面加“意”成为“顺达意”,“雅”字前面加“文”后面加“致”成为“文雅致”,也就是说把“信、达、雅”解释成现代汉语“忠信誉”、“顺达意”和“文雅致”后,其隐性意义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信、达、雅”这三个标准无论从概念到内容都并不空泛,而是大量翻译实践的精炼提纯和总结。而三个字排列的顺序正好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信”就是要忠实案本的本意,把作者的本来意思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达”就是要调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提高原文的可读性,使不懂原文的人以为在读原文而懂原文的人自叹不如;“雅”就是要体现不同民族的语言美,感受人类这种特有交流方式的魅力和力量。 “信、达、雅”这三个标准不是自相矛盾,而是权重不同 。为了“信”可以放弃“达”,为了“达”可以放弃“雅”,但这样的放弃只是在不能为时方可为之。只“忠”不“达”不“雅”为上策,既“忠”又“达”为上上策,满足“忠”、“达”、“雅”三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