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WTO时代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及其资本化结果——对.docVIP

　　后WTO时代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及其资本化结果——对 关键词： F ）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府、各种跨国公司的互动使我国媒介与 ent-business ）这对政治与经济范畴 , 而不是国家与社会（ state-society ）和公共与私人（ public-private ）这些范畴。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政府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政府的变动、决策直接制约各种产业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8] 。而在我国私人财产权的确认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公共与私人尚不可能成为问题。 二、前 , Ty of scale ），也不可能形成范围经济 (economy of scope) 。同时，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媒介之间常有恶性竞争。其次，当日益市场驱动的媒介开始出现程度不同的多元化倾向，资本权力开始或多或少地对媒介产生影响的时候，政府便通过政策等手段开始控制媒介业的“散、滥”，以保证媒介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根本定位。因此，在政府政治权力的调控下，加上 90 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从 1999 年开始，媒介市场业出现了紧缩，媒介的广告收入增速放缓，乃至部分媒介出现收入下降的现象。 的确，市场化实现了我国媒介业超常规增长，但也带来了媒介部分市场失灵 (market failure) 、经济与社会资源浪费、政治控制减弱的问题。 （二）集团化的提出及实践（ 1996 年 -2001 年） 媒介集团化是国内外和媒介业内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内部动因而言，主要有面对媒介日益市场化后的形势，强化而不是削弱政治控制的考虑，这是政治利益集团最为重视的根本因素；面对我国国内媒介业规模大但实力弱的状况，整合媒介资源，逐步强化核心媒介，调整和合并弱势媒介，这是政治利益集团推进集团化的直接因素；国内其他产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成立企业集团，组建国有企业的“国家队”，形成产业的“航空母舰”，参加国内和迎接跨国公司竞争，也影响了媒介业的决策者，这是政治利益集团推进媒介集团化的时代背景 [11] 。就外部动因而言，全球化是我国不得不接 6 受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新的世界秩序， 20 世纪 90 年代欧美国家媒介产业风行的购并、重组、整合、集中浪潮，给我国分散而弱小的媒介产业以极大的震动。为了保证政治集团在媒介产业中的长久利益，该利益集团就只有不断调整自己以应对全球化的进攻，不论这种调整是在表层的政策、管理手段和控制方式，还是深层的制度安排。 自1996 年开始，我国政府不断调整规制体系，连续发布有关媒介业的法令和政策多种，涉及媒介业产权所有、结构调整、组建集团、内容版权、媒介进入资本市场、向跨国媒介集团及国际资本开放的领域及程度等 [12] 。这是我国 50 多年来最为集中的时期，这些政策更加突出了政府对媒介产业的调控权和压力程度。 在代表市场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媒介业多年说服（ lobbying ）之后，我国媒介决策者终于在 1996 年开始了集团化的进程。 1996 年，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从此，在市场驱动和竞争需要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媒介集团。截止 2001 年 12 月我国正式加入 erger,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trans-nationalization) 等渠道实现集团化，而我国则是主要通过合并渠道完成，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中，不可能真正战略联盟等渠道建构跨地域、跨媒介的媒介集团。总之，我国的媒介集团化并未打破原有政治经济权力结构，而只是通过政府行为实现的产业重组。在我国加入 ）的有效性，指出了它巨大的局限性 [16] ；经济学家研究认为韩国政府用了不到 20 年的时间通过政府行为打造了世界级的韩国企业，而 20 多年来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组建国家队始终有相当难度，由此，对我国政府打造“国家队”的发展战略，学习其他东亚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也提出了质疑 [17]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正是由于政府作用过大，而市场力量不够，同时，没有良好的金融体制，才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18] 。 二是发展模式和路径问题。上述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力量成为主导之前的前全球化时代，即冷战时期发展的，当时它们依靠国内政府支持、国外美国保护等发展内向和外向经济。而我国则面对的是公司经济已经成为经济主导，市场自由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我国没有了外部的保护力量，面对着市场和资源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重新划分后的格局 [19] 。在这种不同政治和经济时空下，不同政府和产业占有的资源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就决定了发展战略会以资源为基础而出现不同的路径方向 (path dependence) [20] 。因此，我国媒介重组与欧美媒介重组会有着不同的路径和结果，虽然，形式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