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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 摘要:根据城市化质量的内涵,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就业、居民生活、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用地质量、创新质量和城乡协调等10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除拉萨外的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城市之间城市化质量差距明显,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城市化质量和城市规模没有对应关系,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能反映城市化质量,人口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依次降低的特点;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与城市群有较好的拟合。 关键词: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特征;空间差异 1 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5年的44·99%,年平均增长0·93个百分点。当前城市化进程正处于中期快速增长阶段[1],年增长速度超过了1个百分点。然而随着城市化过程中包括人地矛盾、农民工问题、环境污染、城市遗产破坏、城乡差距扩大、新的城市二元结构的产生等各种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了城市化质量研究的重要性。以前城市化的研究重点偏重于“量”,而对“质”的关注不够[2],城市化发展到今天,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数量层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城市全面发展的质变[3]。因此在继续推进城镇化战略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质量[4]。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针对中国城市化问题所说的:“问题不是城市化进程是否会发生,而是它如何发生,亿万中国人今后几十年的生活水平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联合国人居中心对城市化质量的研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评价体系包括城市发展指数(DI)和城市指标准则(Urban Indiatrs Guidelines)。前者包括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生产等5项内容11个指标[5];后者从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管治等5个方面来评价人类居住,指标细化为3类42项[6]。国内对于城市化质量的定量研究始于2001年叶裕民对当时300万以上的9个超大城市的研究[7],近几年城市化质量的定量研究逐渐增多[8~17]。评价指标的选取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从城市发展质量的角度选取指标;另一类增加了对城乡协调发展的评价。 对于城市发展质量的评价一般从经济、社会、生活、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展开,对城乡协调发展主要通过收入差距和恩格尔系数的差异来评价。数据处理方法一类是主成分分析法,另一类是主观确定指标权重,以发达地区的指标值为目标值来计算得分。从研究的空间范围来看,一类以某一地区为对象,另一类涉及全国范围,但研究所涉及城市数量有限。综合来看,受数据获取和处理方法的影响,研究范围还不够广泛,深度还存在一定不足。本文尝试利用熵值法对我国地级以上城市(除拉萨)的城市化质量进行分析,希望对城市化质量的研究有所帮助。 2 指标选取及处理方法 2·1 城市化质量的内涵及评价指标的选取 叶裕民认为城市化质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核心载体———城市的发展质量,即城市现代化问题;二是城市化域面载体———区域的发展质量,即城乡一体化问题。如果说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化质量的核心内容,那么城乡一体化则是城市化质量的终极目标。牛文元认为城市化质量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动力特征,即城市化的发展度,竞争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它的可持续性。 构成城市化质量内涵的动力,就是推动城市化财富积累程度的动力。其二是城市化的公平表征,就是城市发展的持续度,即一个城市的共同富裕程度,以及对于城乡差异贫富的克服程度。其三是城市化的协调度,也就是城市的文明程度,居民的生活质量,城市的生态环境以及对于理性需求的相对满足程度①。概括而言,城市化质量具有全面综合、系统动态的特点,从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注重以人为本。 本文依据城市化质量的内涵,并以指标选择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原则,共选取了31个指标,分别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就业、居民生活、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用地质量、创新质量和城乡协调等10个方面对城市化质量进行评价(表1)。 2·2 测度方法———熵值法 熵值法能够克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以及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18],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等研究领域[18~21]。在信息论中,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大;反之该指标的权重越小。熵值法计算步骤为: (1)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有个城市, n项评价指标,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