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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第五种权力　　　　一　　　　　　“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或“第四种权力”（Fourth Power），是欧美西方社会对于新闻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表述，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其社会职能是“监法”，即对上述三种社会权力进行舆论监督，以保证这三种权力的运作透明，以及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行。　　　　就观念缘起而言，无论哪种表述，都与新闻媒体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有关。没有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外的特殊地位，实施“监法”就是一句空话。而新闻媒体获得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是新闻自由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第四种权力”是“新闻自由”思想之子。　　　　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成为宪法的条款，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自由主义本身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表明，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占据了统治地位。1789年6月27日，法国国民议会成立，决定仿效美国各州的做法，在新宪法正文前附一份公民权利的宣言，并在其中宣布言论出版自由。7月6日，国民议会制宪委员会成立，立即着手审议部分代表提交的各种人权宣言草案。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国民议会又组成新的制宪委员会，决定加快草案审议工作，对言论自由问题，其最终表述为：　　　　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　　　　此后，其他许多国家的宪法、《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等约法中涉及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以及《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在它们的制定过程中都以《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的表述为基础。例如1789年美国制定的《权利法案》（亦称《第一宪法修正案》）就指出：　　　　国会无权制定法律涉及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媒体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愿之权利。〔1〕　　　　　　要真正起到“监法”的职能，媒介报业的独立地位就成为关键，只有存在着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的一种社会力量，舆论监督才有可能。而基于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理念的美国报业的发展，恰恰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源。作为“新式新闻运动”的风云人物普利策、赫斯特以及奥克斯都曾表述过类似的思想。早在接手《邮讯报》时，普利策就指出：　　　　　　《邮讯报》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随任何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反对一切骗局，不管发生于何处，也不管它是何种性质的；提倡原则和思想，不提倡偏见和党派性。〔2〕　　　　　　这些“不为党派服务”，“真理的喉舌”，“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的思想理念，实际上都表明了报业不受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限制的理念，为其成为一种表达民意、监督政府的独立社会力量奠定了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英美及西方媒体被称为“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　　　　而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应为英国历史学家凯黎里，尽管他把这一提法归于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根据他的记载，19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爱德蒙特·巴克有一段发言，凯黎里对此做了如下记述：　　　　　　伯克说议会中有三个等级，但在不远处记者的旁听席上，坐着远比这三个等级都要重要的第四等级，它不是指发言人本身和他们机智的语言，而是指一种存在的事实，……我常说，从他们笔下流出的那些印刷文字，有着与民主同等的意义：写作问世后，民主就不可避免了。……那些拥有向全国说明真相的话语权的人，就构成一种权力，政府的一个部门，与立法、执法、司法等部门同等重要。这一等级的显赫不在于他的社会地位、收入和服饰，而在于他说出了公众想知道的信息，而这些正是最重要的。〔3〕　　　　　　正是从凯黎里正式运用“Fourth Estate”（第四等级）这一概念之后，“第四等级”、“第四权力”才不胫而走，成为西方新闻界的口头禅〔4〕。后来在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正式提出了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第四种权力理论”（Theory of Fourth Power）。至此，“第四种权力”已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　　　　综上可见，作为观念意义上的“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源远流长，几乎与西方新闻自由、新闻独立的历史相始终；而概念命名意义上的“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要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此前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从这种意义上说，“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是新闻自由思想之子：没有自由独立之思想，也就没有“第四种权力”。　　　　　　　　二　　　　　　近年来，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及网民群体的扩大，一种有异于“第四种权力”的新的媒介权力形式——“第五种权力”也顺势崛起，迅速成长。所谓“第五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