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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期西安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 　　【摘 要】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经济转型带来了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分化，使不同社会阶层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会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社会阶层、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西安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并提出了提升西安民众幸福感的路径。 　　【关键词】西安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路径 　　一、幸福和幸福感 　　西安民众幸福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由于不同社会阶层人的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西安民众的幸福感在整体上呈现一定的层次性特征：其一，在经济初级阶段，家庭收入直接影响民众幸福感。家庭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低收入家庭的幸福感明显低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家庭。其二，幸福感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60岁以上年龄的民众幸福感最强，36-59岁年龄阶段的民众幸福感居于中间水平，18-36岁年齢段的民众的幸福感最低，这与近年来的就业难、收入低有直接的关系，也与年轻人的物质需求期望和实际收入的差距较大有关。其三，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总体幸福感越强，在一些不幸福的人群中，低学历所的比重最高，高学历所占的比重最低。 　　二、影响西安民众幸福感的因素分析 　　（一）社会阶层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阶层反映了人们总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阶层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张永春（2008）从居民的职业角度把西安市常住人口分为10个社会阶层，属于富裕阶层的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合计占总人口的2.7%；属于中等阶层的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合计占总人口的23.2%；属于下层的服务员、工人、农民、失业者占总人数的74.1%，表明西安尚处于城市化初级阶段。 　　1.收入与幸福感 　　幸福感随着居民的收入水平而上升，但从幸福感的分布来看，收入对不同幸福水平居民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收入对低收入人群的作用更大，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说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虽然是幸福感提高的显著性因素，但是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人们可能更多的关注其他方面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因此，收入和消费对幸福感存在非对称性的影响，高于平均水平者的幸福感所受影响更小。但人的幸福感不仅与绝对收入有关，还与相对收入有关，收入差别历来是影响幸福感的一个重大因素。大量统计数据表明，在居民收入差距小、社会较为平等的时期和地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也相对较高，反之则相对较低。 　　2.工作与幸福感 　　幸福感和人们所从事工作的职业地位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居民的职业地位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工作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思想家罗丹曾经说过“工作是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快乐，也是幸福之所在”。工作的稳定性、就业状态、就业形式以及工作的差异都会直接影响人们经济来源的稳定性，影响民众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原因有二：其一，通常来讲，职业地位与人们的社会地位紧密相连，地位较高的身份影响他人的看法获得肯定，使他们感到幸福。其二，较高的职业地位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就能力得到更好的住房以及较高的消费水准，使他们在社会中处于更安全的位置，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3.教育与幸福感 　　西安尚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西安居民的教育水平与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有关研究表明，教育与幸福之间关系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发达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两者则存在正相关关系。事实证明，良好的受教育水平可以有助于人们获得较高职业地位，获得高收入的工作、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及构建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二）不平等收入及社会保障制度影响民众幸福感 　　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制度不公平，使得民众的幸福感的提升明显落后于社会的发展。虽然现在民众的生活水平比改革开放之前显著提高，但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对人们的生活体验产生重大的影响，很多人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形成收入差距，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这种心理加重了人们不平衡感，降低了民众幸福感。因此收入差距程度和社会保障不健全，已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社会保障对民众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人们对社会保障满意度不高，相应的幸福感就会降低。虽然西安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健全，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社会覆盖面不够广，城乡之间以及城市的不同群体之间社会保障差别很大。社会保障运行效果不公平，影响了社会保障作用的正常发挥，从而会对民众的主观幸福感造成负面的影响。 　　三、提升西安民众幸福感的路径 　　1.有效推动经济稳步增长，增加居民收入 　　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