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书籍读后感.doc

【一】 曾有人告诉我，没有社会学的眼光无以成就一个伟大的记者。 也曾有人告诉我，一个在街市上探索生活、思考生活的记者其实就是一位出色的社会学家，甚或于要比那些终日囿于书阁的学者更为出色。 新闻的生产无论是用信息模式还是用故事模式，其源头来自于社会。跳出本身的学科圈子，而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尤其是社会学，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回归。 舒德森用社会学的视角，结合大量的史料，用解释分析的方法将全新的理念注入已趋平静的新闻史研究。这像是在一种溶剂里加入了沉淀剂，让人获得了几许清澈，也获得一份沉淀。一瓢清渠叫众人反思客观性之为何、何为；一种沉淀为后人凝固下新维度之如何、何如。 《发掘新闻》以客观性概念发展为纲，分析了美国报业史中的四个时间段，即19世纪初期和中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20世纪初期和中期、20世纪60年代后。每一次客观性理想的内涵发生转变，都暗合于每一时代不同的时代精神，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随着时代进程的推进，客观性理想几经挑战，却也是在百转千回中，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断清晰，不断完善。 19世纪初期和中期 杰克逊民主平等时代 19世纪30年代，新闻业革命兴起，最显著的代表就是便士报的产生。便士报不同于原先的商业化报纸与党报，它价格低廉、政治独立、关注平民生活，新闻原创性强，因此煽情味浓、发行量大，广告政策开放。在便士报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代替“社论”成为主流，而这一转变正是日后对客观事实报道实践与争论的滥觞。针对这些变化，前人也曾有过许多解释，如科技论、识字率论、自然史论，但舒德森将它们一一否定。他强调这些解释背后还有一股外部力量的刺激，相应地，这些解释只是一些应激反应而不是真正的原因。舒德森认为民主市场社会的形成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便士报发展的真正推力，经济生活、政党组织都被深深浸润于这两股潮流中。“便士报不仅代表，而且创造了‘民主市场社会’文化，这个文化不容社会和智能的盲目顺从。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中，才能产生相信‘事实’而不是相信‘现实’或者价值的‘客观性’的信念。”（p.50-51）这样的思路也是全书的解释路径，即从社会角度探究报业各时间点转向的原因。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 现实主义与进步主义交织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记者非常看重事实，但这一信念没有得到加强。 一方面，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理念和制度的发展，城市居民阶级的出现为人类社会科学的产生奠定基础。实证调查取代宗教，与民主时代的精神相契合。记者笔下充满了自觉的现实主义风格，事实成了记者的追求，民众的渴望。可是另一方面，工业化引发关于诸多问题的反思，随后带来了进步主义，而进步主义时代的新闻从业者“不接受愿望服从于事实、梦想服从于现实、道德感服从于现实政治、宗教服从于常理的现实。”（p.75）记者们努力将自己的道德观念输入新闻故事里，这种以事实为通道导向的道德寓意被记者们自认为是真理，他们为能践行这种新闻理想而感到骄傲。 当时，为了竞争发行量，新闻“事实”与新闻“生动”被要求兼顾，这种矛盾的兼顾型准确性原则影响了故事模式的新闻操作。“事实和观点的分开是一种引导原则，而不是新闻业要奉行的绝对宗旨。”（p.70）如此内生的矛盾最终使得坚持事实的信念在这一时期遭到动摇。 “19世纪末的记者普遍认同事实和娱乐并重的理念，但他们所在的报纸却选择强调某一方。”（p.79） 舒德森对这一时期的两种新闻模式做了分析，即“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他通过对《世界报》和《纽约时报》两个成功案例的观察，认为报纸的历史和城市的发展历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19世纪30年代相比，80年代的社会更加经济化，经济更加社会化，在民族、阶级地位等方面更加多元化，信息了解成为迫切需求。“移民”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刚来到城市的人自然要了解这个地方，而对于想移民到城市的人来说，城市的五光十色更是一种美好的图景。《世界报》一类的报纸对城市人口逐渐演变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渴望做出了反应，报纸“娱乐”功能和实用价值都得到了增强。而照顾到移民的文化层次往往不高，希望读到简单的东西，所以《世界报》中故事、连环画的连连出现是非常迎合广大受众的。舒德森在对《纽约时报》的分析中认为，它的成功应归因于它所处的那个大众竞相效仿、炫耀消费的时代。表面上看，《纽约时报》出色的财经报道和保守的政治立场吸引了富人，可实质上，却没有直接地让该报崛起。真正让《纽约时报》崛起的是普通人内心对精英阶层的膜拜、社会对它象征的一切尊贵所表示的认可。 “信息新闻业”与“故事新闻业”之间的道德战是阶级冲突的遮掩。尽管出于对高雅文化和精英阶层的偏爱，很多人认为“信息模式”更具可靠性，更有社会责任感。但舒德森指出，“信息模式”并不必然更加公正或正确，《纽约时报》中的信息是包涵主观性的。 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