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经济”的“利益”与“陷阱”.doc

“山寨经济”的“利益”与“陷阱” 推荐本文　 □ 贺志刚　　“山寨”一词如今颇为盛行,诸如“山寨手机”、“山寨汽车”、“山寨飞机”、“山寨周杰伦”、“山寨张柏芝”之类,举凡与仿制、盗版相关的东西,大都可冠上“山寨”的头衔。“山寨”一词如此流行,与来自深圳的“山寨手机”有着直接的关系,“山寨机”更堪称“山寨经济”的鼻祖。 　　 　　管制扭曲出来的“山寨经济” 　　 　　其实,在手机行业里,前几年“山寨机”的正式名号是“黑手机”,特指那些没有手机生产牌照的企业生产的手机。“黑手机”又是何时更名成了“山寨机”呢?手机行业内流传着一个颇具语源学意味的故事:话说某企业的老板看到手机业利润高,便投了一大笔资金,想尽办法造了一部手机,然后循例到信产部属下的手机认证检测中心去认证,结果报告打上去,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回复,情急之下他开始找人疏通,好不容易约到内部人士一起“喝茶”,可谁知此内部人士毫不客气地告诉他,“那么多正规手机企业的产品都在排队等候检测,像你们这样的‘山寨’企业又怎么轮得到呢?”这位老板回到深圳,久久不能抑制心中的愤懑,一气之下决定不去认证检测了,心想“说我山寨就山寨吧,只要有钱赚,怎么着都行,我是山寨我怕谁”,谁料借助非主流文化的东风,“山寨”一词很快就声名鹊起了,以“山寨机”为鼻祖的“山寨经济”更是以“黑马”的姿态牢牢地抓住了人们的眼球。 　　这个略带调侃和揶揄味道的故事乍听起来有些荒诞,但它却点出了“山寨机”乃至“山寨经济”的一个要害,即高度管制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国手机产业多年来一直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跨国公司独占鳌头,2003年信产部开始颁发手机生产牌照,入选企业大多是海尔、海信、TCL等大型国有企业。2005年以后,手机生产由牌照制改为核准制,管理机构也由信产部转为发改委,手机牌照从最初的10多家迅速增加到80多家。 　　但是管理机构对手机产业的管制放松速度远远没有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速度快,起初像TCL、科健、熊猫等企业,靠着韩国手机设计企业的方案和自身营销渠道方面的优势,曾经掀起过一轮国产手机产业高潮。但依赖于台湾企业联发科“Turn-key”的手机芯片供应方式,国内手机设计公司迅速蹿升,中国制造业上下游配套也逐渐完善,手机生产的门槛迅速被拉低,从此以后任何一家手机经销商都可以整合上游制造和设计资源,生产和销售手机了。此时可以快速集结的产业链资源让手机的成本大幅降低了,而低成本手机恰恰刺激了多年来被跨国手机企业忽略了的低端市场,价钱低廉的手机变成了快速消费品,曾经笼罩其上的所谓高科技光环彻底褪去了。 　　此时,相对落后的产业管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个产业的畸形。有不少手中握有牌照的企业更喜欢出售许可证,通过向没有牌照资源的企业寻租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些坐收牌照渔利的企业在行业里引来了公愤:“不愿生产手机的给了牌照,想生产手机的却拿不到,政府到底要扶持什么?”更为愤懑的潜台词是:“既然管理者如此纵容牌照经济,那么我们山寨企业随便做做也就无所谓了!” 　　迅速拉低的技术门槛,庞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组合的生产制造业资源,不断进入的产业游资,让深圳的山寨手机产业如野草般蓬勃发展开来,但这个产业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缺陷:为了节约时间和资金成本躲避政府检测,尽量压低成本甚至以走私等形式逃避税收,舍弃研发环节更多依赖快速模仿和复制等。因此这个表面上看起来风风火火的市场里,既没有技术积累也没有品牌诉求,一群精明无比的商人,抱着“赚到不能赚为止”的心态一路疯狂“吸金”。 　　 　　谁是“山寨经济”的受益者 　　 　　在深圳华强北一带,众多的电子产品卖场如今已成了“山寨机”的全球集散地,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买家们对这里的要求,已经不再只是选购自己中意的手机那么简单了,而今,他们要在这里寻找性价比足够高的设计方案和制造资源,定制自己的手机。位于深圳车公庙的天安数码城则是中国手机设计公司的云集之地,从三五个人的小团队到几十上百人的公司,众多的手机设计公司在这里共享着市场、客户和制造业资源。“深圳有3000多家手机设计企业,为手机生产配套软硬件的企业大约有3000家(包括按键、显示屏、摄像头等),手机模具企业有200多家,工业设计企业有100多家,另外还有专门为手机产业服务的物流公司、外贸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等。”如此庞大的“山寨机”产业,真可谓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奇观! 　　当“山寨机”逐渐演化成一个产业,面对如此巨大的从业人数和贸易量,面对在原材料、汇率和人力成本层层重压下难以抬头的制造业,对当地政府来说,相信无论如何也要慎重考虑这个产业对深圳经济的带动能力。更何况,出于对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的担忧,为了能够保住深圳甚至珠三角的制造业资源,当地政府也不得不对“山寨企业”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那么,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