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考验制度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启示录.doc

天灾考验制度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启示录 　　[摘 要] 1931年，长江流域遭受了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水灾，给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面对巨灾，国民党忙于内战，不及时救灾，竟实行“水淹苏区”的计划，以致堤防溃决、民不聊生。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救灾工作，不遗余力地解决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两相对比，对待天灾的不同态度和举措在暴露国民党政府反人民性的同时，更反映出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在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的抗灾救灾中，苏区根据地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今我国的抗灾救灾制度建设和抗灾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1931年水灾；长江流域；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 X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12-0015-11 　　政治制度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政府对天灾的处理方式体现出来，如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期间，国共两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举措，在鲜明体现出国民党政府反人民性质的同时，更凸显出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概况 　　1931年入夏以后，长江流域连日下雨，终成特大暴雨。随着江河猛涨，带来区域性特大洪水，致使江湖堤防溃决多处，湖北遭遇特大水灾，其中武汉三镇沦为泽国。据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评论：“1931年长江流域的大水，据全国水灾赈济会报告，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纪录的大灾’……6万5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淹没在水中，另有5千平方英里土地受灾较轻，受灾的地区比英国全境还大，约等于纽约、康涅狄克、新泽西三个州合起来的面积。受灾人民约达2500万。堤岸溃决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没顶。几百万人不得不在严冬的大部分时间内辗转流离。淹没地区平均水深最高达9英尺；这些地区内的农舍有45%被冲毁。损失总额为国币20亿元，包括9亿元谷物损失在内”[1] 423-424。 　　在受灾各省中，鄂豫皖三省损失最大。关于鄂豫皖三省受灾范围，据《大公报》载，河南“已报成灾者，为信阳等53县”；湖???省“被淹县数为46县1市”；安徽省144县中有131县受灾[2] 138。8月23日，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呈送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灾情报告中称：“根据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的水灾统计：全省被淹面积46421平方公里，受灾人口5570898人，死亡65854人。”另据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洪排渍方案》记载，湖北淹没面积45109平方公里，受灾农亩，受灾人口7918423人，死亡67854人。8月26日，立法院调查报告指出：“8月1日前灾区已扩至17省，灾区增至1亿。”[3] 4 灾情遍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6省，沿江农田、村庄、城镇几乎遭洪水全部淹没。仅长江中下游受灾面积就达131476平方公里，淹没农田339万公顷、房屋179.6万间，死亡14.5万多人，估计损失达13多亿银元。仅洪水暴发的一夜之间，汉江中游就淹死8万人，下游淹死3.5万人[4] 375-376。湖南、安徽、湖北、河南、江苏、江西等16省的灾民在5000万人以上，全国死于灾荒者达370万人。据南京政府服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仅江淮流域遇难者就达26.5万人[5] 274（与复旦大学马列主义理论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革命史教程》第237-238页所记的灾情略有出入）。 　　此次大水成灾，持续的降雨并引发大水是直接原因，但是出现如此严重灾荒的最主要因素是抗灾不力。而抗灾不力又主要体现在水政废弛，这严重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抗灾能力，同时长期的战争也大大削弱了农民抵御灾荒的能力。 　　水灾发生后，由于水政废弛，导致许多河堤溃决。湖北的长江堤防，历来是长江地方建设的重点。长期以来，国民党武汉政府和湖北政务委员会以各种税收的附加税作为地方经费，以堵复和维修多年的水灾溃口和险段，不少共产党人也积极参与了武汉的修堤工程。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置长江两岸堤防于不顾，纵任水旱灾害摧残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长江灾害日趋严重的原因”[6] 191-192。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虽自称动员了数百万工人参加救灾，但实际上是以工代赈的名义来利用廉价劳动力。曾参与编撰《武汉堤防志》的王维淳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1931年的洪水给武汉带来毁灭性灾难，国民党政府却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当年汉口丹水池铁路堤段溃决时，身为省主席的何成浚和督军徐源泉、警备司令员夏斗寅却在麻将桌上“厮杀”，闻听汛情急报后竟然以一句“不要紧，看着办吧”搪塞[7] 235-236。对此，太虚大师指出，当时中国的灾难，“一大事是人祸”，根本的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