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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对哲学与文艺批评关系的认识 　　李长之作为文艺批评家，与哲学的渊源也很深。1931 年秋，21 岁的李长之入读清华大学生物系。一年之后，在清华大学德语教授杨丙辰的引导下接触了康德，并因热爱康德而爱上哲学，遂改入哲学系，最后以《康德哲学之心理学的背景》为毕业论文题目完成了学业。不得不说，李长之学习哲学主要是为文学批评活动所需，他的“主业”仍旧是文学。当然，哲学的学习和思考反过来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艺观念。 　　对于哲学与文艺批评的关系，李长之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这在他所发表的自称为第一篇批评理论文章中就已经显露出来。其中说到，对任何作品的批评都要包含两个步骤，即“理解”与“褒贬”,而对作品的理解又包括指出作品说了什么和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并且还要给出批评者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因此，要做到对作品准确而完整的理解，“批评家必须首先知道作者的本意”,而要达到这一地步，需要有三个条件，其中第一个就是，“需要哲学家的头脑”,这是因为，“哲学最重要的是思想的体系。在成功为思想的体系的，多半有一个中心观念。了解一个思想家时，这中心观念便是把钥匙。 　　了解一个作家时，这把钥匙依然有用。……在一个作家，未必能把自己的思想统一，或能够统一而自己并不曾意识时，这就更其需要有哲学头脑的批评家来帮作者完成。” 　　[1]12-13在此，所谓“哲学家的头脑”是指把握作家的中心观念的能力，包括体验、分析、提炼、抽象、概括等。把要有“哲学家的头脑”这一要求放在第一位，足见李长之对文艺批评与哲学密切关系的明确认识和重视程度。 　　其后，在《论作家与批评家》中他指出，批评家“必须有哲学的思想方法”,认为这是批评家“理解作品的工具”和“褒贬作品的权衡”之一，[1]32但是没有进一步详细论析。在《我对于“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关系”的看法》一文中，李长之明确指出，文艺批评家所要解答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据此，“一个文艺批评家需要哲学的训练，为的是他好对一个作家很体系地加以了解”.[1]3后来，在《释文艺批评》中再次阐述了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这里，不光牵涉哲学的智慧，而且牵涉哲学的运思的训练，因为无前者即了解上不能深透，无后者则在技术上不能立刻抓到作者的思想中心而再现出来。” 　　[1]320可见，李长之很清楚文艺批评不但要有哲学思想的深广底蕴，还要掌握哲学的思维方法作为批评工具，因此，文艺批评家需要具备全面而厚实的哲学素养。 　　《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中，李长之又把哲学视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的四类辅助知识之一，认为，“哲学和文艺同为人类社会某一个进化阶段中的反映，因为二者的关系密切些，所以当有这种知识。哲学或者更直接地表现人类对于人生的企求的吧，而文艺恰正是以这为对象的，因此哲学是文艺的内容了，所以也当有这种知识。哲学之分析性、体系性，对事物而探其根本的彻底性，是一个批评家应有的精神，以哲学为训练看，批评家尤其要有这种知识。” 　　[1]36从哲学与文艺同样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反映形式、哲学作为文艺表现的内容、哲学作为一种批评精神三个方面阐述了哲学知识和素养对于文艺批评家的重要意义，揭示出文艺批评与哲学之间的复杂联系。 　　在《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中，李长之又谈到，“文艺批评的背后，是美学。作美学的根柢的是哲学。即以新兴的文艺批评而论，其背后便是所谓科学的艺术理论’,这是什么呢？不过是美学的别名；而这种美学的根柢，却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哲学。” 　　[1]42-43此外，李长之还就李辰冬反对从哲学出发谈论美学这一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李辰冬“有一种反哲学的态度。大概也就是因此，使他的观点不能更深入些。” 　　[1]387从反面对文学批评的哲学根底表示了肯定。他也曾指出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哲学意味的美学的根据还太稀少”[2]104,并得到了梁的认可。时隔五十多年，梁实秋在《忆李长之》中提及时还印象深刻地说，“此一说法颇中肯肇。我的文学观确实缺少他所谓的哲学体系的基础。经他这一指点，我以后思索了好几十年。虽然我的文学观至今未变，我却很感激他的批评。”[3] 　　李长之对于文艺批评与美学、美学与哲学密切关系的认识同样指出了人的文艺实践行为背后的哲学根据问题，揭示出文艺批评与哲学的深层关联。 　　有些时候，李长之用“形上学”或“世界观”代替“哲学”这一概念。比如，他认为美学的“深厚的源头和根柢”就是形上学。由形上学，美学才“研究到了那成为抽象原理的美底概念”.并且，“每一种美学，都有一种相当的形上学为之基础”,“这就是美学的高度和深度。”[1] 163-164根据这种认识，他认为中国古人对于美的概念有着健全的认识，原因就在于，“古人另有一种深厚雄健的形上学为之基础”.在李长之看来，某些“世界观”也具有“形上学”的性质，因此也可称之为“形上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