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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后中日关系互动制度化 　　摘要：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是外交实践，中日关系因其具有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的双重属性而显得举足轻重。两国间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长远的历史交流和近代的积怨以及近年来共同的大国趋向，更表现出复杂和不确定性，这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预期无疑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本文以“互动制度化”的视角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分析该框架下的制度化发展，以期为中日关系互动提供依据。 　　关键词：中日关系 互动 制度化 　　在中日建交30多年的历史中，中日关系呈现明显的波动。笔者以为，中日关系要真正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仅靠官方政治精英、民间低层次和次要领域的交往、一时兴起的舆论宣传是不够的，最为重要的是双方共同推进两国关系互动的制度化、体制化进程，提高两国关系正常状态的抗变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以这种稳定自然运行的制度来建构中日两国相互的认知与国民的认同，这种努力将是可行的和有效的。 　　一、 理论：“互动制度化”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 　　（一）“互动制度化”的概念与特征 　　所谓双边关系互动的制度化，是指双边关系的互动形式作为制度化安排被固定下来，具体表现为有关互动的一系列制度、协议、常设机构和不成文的惯例。 　　基于上述定义，“互动的制度化”在两国关系中表现为四个特征： 　　一是双方关系的对等与平衡。对等与否，是指两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对比。平衡与否，则是指两国关系所处的实际状态。这种对等与平衡的双边关系性质是互动制度化进程的内在要求。 　　二是强调“制度化安排”。一方面，这种制度化是针对互动形式这一对象本身的，因此单方面提出的原则、口号不能作为我们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互动的制度化相比较于原则性的共识，更强调双方实体性的互动形式。 　　三是多领域性。制度化建设进程是一个多领域扩展的过程，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层面，而应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安全、非传统安全领域等等。 　　四是平台的多样化。达成、实现两国关系互动制度化的平台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即从官方到民间、从双边到多???等平台都成为两国互动制度化的实现方式。 　　以上这些特征也是衡量两国关系互动制度化程度的标准，我们在对中日关系互动制度化的实践考察时将会从双方互动时的相对地位、实体性互动形式的建立、制度化领域的扩展和平台的多样化趋势这几个方面进行判断与把握。 　　（二）关于双边关系互动的分析框架 　　对于双边关系的研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本文的研究是以“互动”为视角的，本文认为如果将中国和日本的互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话，那么这种互动行为的状况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制约： 　　1、地缘政治角度、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实力对比（自然地理层面）； 　　2、两国之间互动形式与对话的制度化、体制化程度（制度层面）； 　　3、两国国民共同的历史、情感记忆，互相的偏见和观念以及互动经历、对彼此的期望等可以被称之为“民情的互动”状况（民情层面）。 　　（三）制度化在互动分析框架中的定位与现实意义 　　1、互动制度化的建构作用 　　基于“互动分析框架”三要素：自然地理、法制制度和民情互动，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条件从影响双方互动的角度来看其相关性是一个递增的过程。 　　从中日关系的现状看，近年两国国民之间的互相认识并不理想，彼此缺少的正是这种认同感。中日两国的友好主要是国民友好。在两国民众彼此感情日趋恶化的背景下，不可能想象中日关系会有乐观的前景。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国际政治固有的各种一般因素、中日两国文化上的相互优越感、近代以来的历史积怨、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以及作为近邻大国的地缘竞争意识等方面的原因外，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对民情的塑造、建构必须依靠制度这个框架的努力[1]。建构主义认为制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或关于认同和利益的结构”，而制度化则是“一个在互动中不断形成新的认同和对利益的认知的过程”[2]。 　　2、互动制度化的特殊作用：独立性与滞后性 　　由于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滞后性，即制度本身对时局的反应是不敏感的，因此从客观上来说它对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是一个缓冲带的作用，可为双方关系的缓和和恢复提供一个相对充裕的空间，尽量减少两国关系剧烈的起伏带来的负效应。 　　3、互动制度化的局限性 　　当然这种互动模式的制度化并不是万能的，它仍然会受到国际局势、两国政局、国民舆论的冲击，因此我们不能将其教条化，而是作为建构双方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来对待。 　　二、实践：战后中日关系互动的制度化进程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在互动分析框架中，中国和日本具有不同的择优选择，即中对日的关系和日对中的关系具有不一致的关键变量。中国对日本的关系更多地受民情因素的影响，强调历史因素和友好、感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