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合时”“合事”古代诗歌中时代烙印.docVIP

诗歌“合时”“合事”古代诗歌中时代烙印 　　中国古代诗歌集中反映了中国的历史，是历史在诗人笔下的一种再现，是时代的历史烙印。诗坛领袖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品读诗歌就是和那个时代交流。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的诗歌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应该说，自人类有了语言，诗歌便产生了。原始的诗歌与人类的劳动生活紧密相连，是在集体劳动中为协调动作、减轻疲劳、提高效率而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应倡和之声。它们的创作者，鲁迅称之为“吭育吭育派”。《礼记·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都足以说明远古诗歌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纵观诗坛历史，从《诗经》中“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婚恋诗??“农事诗”“征役诗”到屈原的《离骚》；从汉代“骚体赋”“散体赋”到汉代乐府民歌；从魏晋的“建安文学”到晋宋的山水田园文学；从“初唐四杰”到盛唐的李白、杜甫，再到中晚唐的白居易、杜牧；从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辛弃疾······，他们的种种作品，无不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体现了诗文的“合时”与“合事”。笔者想就诗歌最为兴盛的唐代两座丰碑为例加以阐述。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是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宏大蓬勃的盛唐气象的鲜明写照，是他豪放不羁的个性的生动体现，是开元、天宝之际唐朝盛极一时又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的深刻再现。他的诗歌是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方法高度统一的产物。 　　李白的诗歌表现了他的理想抱负和性格气质，抒发了他的思想感情和矛盾痛苦，从中折射出社会的精神，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既反映了盛唐的强大、繁荣、昌盛，也暴露了它的腐朽黑暗和危机四伏。李白作为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文人，与上层统治集团既有矛盾，又有依附关系。他蔑视权贵，却又不得不向他们干谒求荐，没有他们的举荐赏识，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所憎恶的，却是他不得不依靠的。所以尽管他清高孤傲，有时只能庸俗地妥协。他以个人的孤傲去反抗现实，去争取个人自由和个性独立，是势单力薄而没有出路的。他在诗中愤怒地抗议封建社会对人才的摧残扼杀：“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尖锐地揭露忠奸不分，贤愚颠倒的现实：“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其三十七）。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35期2014年第0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他刚正不阿，不愿曲意逢迎：“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其十二），也不屑于与俗沉浮：“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在这难以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情况下，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但他并不忘记对现实和黑暗的揭露。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文臣武将们便滋衅生事，希旨邀宠，李白指出“乃至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对玄宗不惜牺牲数万士卒去夺取吐蕃石堡加以斥责：“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李白的抱负和气概生成于“一百四十年， 国容何赫然”（《古风》四十六）的盛唐，孕育于“伊尹运元化，卫霍输筋力”（《君子有所思行）社会风尚，体现了“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塞下曲》其六）的时代精神。他的理想抱负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内容，他的英雄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他立志报效国家、建功疆场“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安史之乱爆发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程，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这些诗歌既有李白豪迈自信的个性特征，但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得了高昂奋发的盛世时代精神，诗歌之中已经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与李白不同的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他的诗歌在反映天宝末年到大历年间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时代的动乱和民生的疮痍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被称为“诗史”，更加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杜甫诗歌内容博大精深，安史之乱前后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得到高度的统一。杜甫诗中所反映的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安史之乱前后二十余年的军国大事，不仅可证诸史实，而且可以补充史实。这样正是被称为“史诗”的原因所在。 　　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已是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潜滋暗长。唐玄宗宠幸杨国忠兄妹，《丽人行》铺陈了诸杨游宴曲江时侍从之盛、饮食之精、衣着之丽，揭露了他们的骄横跋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