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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政府去公司化”紧迫性及关键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面临众多困境和瓶颈。其中“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成为阻碍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难点。正如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即地方政府在所辖行政区域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对各种行政资源的控制和支配为资本，以商业行为和超经济强制为背景的市场交易为经营手段，以获取民众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为用工和人事管理策略，以伪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营城市”为理念，以官员老板化为从政之道，围绕着“政绩”和升迁而形成的一整套类似于公司制的官场规则体系。也就是说，原本应当充当第三方角色、主要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不仅成了市场体制内的裁判员，也直接成了市场运行中的运动员，严重破坏了市场运行机制。 　　在公司化倾向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企业家”的角色也几经演化，如何在新形势下转变政府职能，以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遏制公权力向市场经济渗透，正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一、“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演进 　　改革开放之前，即早在人民公社时期，地方政府充当着“代理型政权经营者”的角色，也就是代表国家来安排与管理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直接进入经济活动环节，带有强烈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色。在当时物质资源极度贫乏的社会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确实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自主性”，尤其是“财政体制改革使乡镇政权获得了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动空间”。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不一样，获得谋求自身利益动机与空间的地方政府，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代理者，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这种双重角色的定位，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了“谋求型政权经营者”。 　　应该说，无论是“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还是“谋求型政权经营者”，都可以融为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总结提出的“苏南模式”中。作为本质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样板的“苏南模式”，无疑体现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能人经济”和“政绩经济”的特色，成为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形式之一。 　　在转型期“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演进过程中，按地区经济状况及发展差异，还可以分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家政府”。比如江浙一带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则形成“进取型地方政府”；有一定制度创新与技术基础的地方，为了保护当地的财政税源，则出现“保护型政府”，以维护本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等。因为GDP是其“营业额”，财政收入则是“利润”，一切行政手段都是为了维持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运营”。 　　纵观“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演进过程与诸多类型，我们不能否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政权经营者”遵循着邓小平南巡讲话中“三个有利于”标准，通过权力或行政力量使用房产、土地和资金等公共资源，而最大化实现了经济收益。因此，这种与政绩挂钩的、以追求GDP增长的“跨越式发展”，在“不合理的分税体制、片面的绩效考核标准”的催生下，近似无偿占用公共资源、财力物力，却又不必承担赔偿责任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有着深厚的政治与社会根源。 　　二、“地方政府去公司化”的紧迫性 　　在改革转型期，三大标志性红利即“出口红利、外贸红利和成本红利”都渐渐消失，一些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持续强化，大多会演绎成“企业家政府”的“扩张冲动”，基本上都归于强拆强建、项目泛滥、过度融资等行政力量的滥用上。最后造成的具体影响是，民生福祉无以提升、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市场程序随着政府职能错位而混乱不堪。这已严重阻碍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地方政府去公司化”显得十分紧迫且极其重要。 　　不妨以建设两型社会为例，来分析遏制“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现实意义。“两型社会”即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7年“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简称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其中“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即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各环节，通过采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厉行节约，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模式。“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建设“两型社会”必须遏制“政府主导型经济”或“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投资饥渴”与“盲目扩张”，真正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做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加快当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结论：当资源是不可分拨的、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