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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仍然可读 2002-1-10 15:30:53 来源：易文网 作者：李天纲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造时、谢诒徵从英文翻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同年，商务还出了朱谦之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此前，上海的神州国光社先有一本王灵皋翻译的《〈历史哲学〉纲要》(1932)，是选译本。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三十年代炙手可热，赛过今天的米歇尔·福柯、哈贝玛斯。 黑格尔早已被判为“一条老狗”，在“后现代”的话语甚嚣尘上的时代，要不要再读黑格尔更是成了问题。在这个时候，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重版了1956年三联版的王造时先生译《历史哲学》(1999)，印数5000本，2001年又改装封面，列入豪华版的“世纪文库”，再印3000本，看似逆势而动，不识时务。然而，我们却是由衷地为出版家的胆识叫好。 我们这一代，都佩服过黑格尔。虽没有死啃《小逻辑》的经历，但在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恢复活跃，新说却还未曾大量涌入的时候，大家都还会寻着马克思，自然而然地上溯到康德、黑格尔。当年读书时，复旦历史系资料室里，三联版的《历史哲学》一书难求，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并称两大热门。当时在校抢读《历史哲学》的原因，还不仅是黑格尔，更因为译者王造时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是本系已经去世的名教授。 “姜还是老的辣”，黑格尔有自说自话的地方，但他的雄辩、精辟和洞察力是后世很多思想家难以企及的。“后现代”话语连篇累牍，罗嗦了一大气，有时真不及老黑格尔一句话。如他说：东方人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新版第111页）他更说中国是：“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第143页）。这种说法，拿来看世界历史，很多还是管用。另外，老一辈的译者谨慎仔细，王造时先生在二、三十年内磨出来的老译本，也不是近来的“狂译运动”中人能够轻易取代的。 《历史哲学》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大成，隐含了“进步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乃至“日尔曼精神永恒论”的历史观。他认为，“世界精神”如同太阳运行一样，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理性”在日尔曼世界最终实现了它的自由。这种理论过于自信，容易滑向如纳粹般地独断和暴虐。如今的哲学家清算起来，觉得抱有 “绝对精神”的黑格尔难辞其咎。但是研究历史和研究哲学，在方法上可以不同。历史学家不会轻易让黑格尔为希特勒负责。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德国民族主义的理论，相反，它是一种世界主义，他呼吁“理性”在全球的胜利。黑格尔也不是一个威权主义者，他的“世界精神”中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这些合理内核是不能随便抛弃的，借用前人的话：不能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也倒掉。 黑格尔其实很懂得活生生的历史。现在大家都不喜欢他吓人的“理性”框架，但是把他的“绝对精神”框框去掉，他的历史感仍然很好。他不是汉学家，但是谈论中国的时候，黑格尔是关心中国真实的。就在他写作《历史哲学》的时期，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了中国。回国后，副使斯当东写了游记，画师威廉·亚力山大画了画，在欧洲传媒上描述了一个阴霾四起的乾隆末年。他们描出了真实的中国十八世纪，有许多官员们在运河上、城门口任意鞭笞百姓的暴政画面。黑格尔感到这和过去耶稣会士传达的“康乾盛世”、“礼仪之邦”形象很不相同，便马上在书中对伏尔泰以来的欧洲“中国观”作出修正。正是他停止了欧洲人对中国醇风美俗的赞美。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用“绝对精神”对中国文化宣判的死刑是不公正的，但如果去掉他的理论框架，说他指出了中国自乾隆以来遭遇到的近代社会困境，应该说是相当确凿的。比较当下一些没有历史感的浮华辞藻，黑格尔是懂的历史真谛的。研究中西思想交流的时候发现：黑格尔雄辩而严密的“中国观”，开创了一个时代，影响后人，至今不止。 中国二十世纪学术界，形形色色西方理论中数黑格尔哲学影响最大。七十年代时，上海工厂里的班组长也会在班前会上用上“反思”这个词。黑格尔著作的大量翻译和研究，更可以证明这一点。前辈学者喜欢黑格尔是有原因的。许多思想家只顾讲自己的思想，唯有在黑格尔著作中，你可以看得到几百年间全欧洲的近代理性主义实践。他用德国哲学方式，靠一个最高理念，总结了英国、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经验。《历史哲学》是哲学家写的“大历史”，他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信史，他只是借历史推销他的“理性”。这种“空疏”，现代史学家不必追究。 黑格尔确实是拿了欧洲的经验来规范别的民 族。例如他拿基督教来衡量中国，说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不懂得自由。这种观点今天的历史学已经作出修正，人类学研究表明原始部落的信仰中，也都包含了不同 形态的理性。今天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