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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春-越过半世纪的音符 上海之春:越过半世纪的音符 　　“上海之春”的前身是“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1960年正式定名为“上海之春”后,一直延续至今,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最早、持续最久,曾经是国内影响最大的音乐舞蹈节。“上海之春”自创办伊始就秉承扶持新人、力推新作、活跃与提高群众文化的宗旨。2001年,“上海之春”与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两项活动合并成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继续秉承传统宗旨的同时,又与时俱进,增设了新的项目,在增进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回眸50年,作为上海艺术品牌、城市文化名片,“上海之春”点亮了半个世纪中国音乐舞蹈艺术事业的绚丽星空,成绩可谓辉煌。其主要功绩:一是推动了音乐创作的繁荣,造就了一批传世之作;二是造就了数代上海作曲家群体;三是在提携新人、扶持新人上成绩非凡;四是在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和活跃提高群众文艺活动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值此“上海之春”五十华诞之际,我们约请了与之渊源深厚的如下名家撰写心得,重温半个世纪的旋律。 　　 　　温故而知心 　　朱践耳(著名作曲家) 　　 　　五十年前,飘来了一阵温暖的春风,一枝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冉冉绽放――那就是1960年的首届“上海之春”。 　　从此,“上海之春”在每年的五月都会展现英华,吐露芬芳,令人流连称赏。作为全国唯一一个音乐艺术节庆活动,“上海之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上海、为全国不断推出一批又一批的新作、新人,如何占豪、陈钢的《梁祝》,丁善德的《长征》,吕其明的《红旗颂》,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都是在“上海之春”涌现而出的。 　　我于1960年夏回到祖国,并于1961年底调回上海。在第二届“上海之春”上,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和广播合唱团联合首演了我的留苏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并由上海广播电台会同中央广播电台录音,制作了长达一小时的俄文专题节目(其中,我还说了一段话)。这个录音节目被送往苏联,于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那天由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全苏联播出。那年正是我的作曲主科老师六十大寿,他听了这个节目,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之春”结缘,如今想来,如果没有“上海之春”那“一盘棋”式的总调度、总安排,三个音乐团体加上两个电台如此大规模地合作我的一个作品,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1966年第七届“上海之春”举办之后,“文革”开始了。这一停,就是十三年。直到1978年,第八届“上海之春”(此后改为每两年举办一届)才又开始举办。此后的每一届“上海之春”,都有我的新作演出。 　　到了1986年第十二届“上海之春”举办时,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我新创作的《第一交响曲》中用了不少现代作曲技法,风格较新,初次内部试奏,得到的普遍反映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所幸的是“上海之春”的艺委会的审听结果是刚刚及格。于是,经过乐队认真刻苦连续一周的排练,《第一交响曲》得以在“上海之春”公演。公演以后,现场效果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听众反响很好。经艺委会打分,这部作品竟然得到了本届“上海之春”的一等奖。这对我在音乐创作上继续进行探索,是一个极大的肯定和鼓舞。 　　在1995年的第十六届“上海之春”,我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作品专场,专场上演了我在1994年完成的四部新作――第六、第七、第八交响曲和一部小交响曲。这四部作品在形式上与传统交响曲模式大相径庭,可以说是一种“另类”或“异类”的、异想天开的探索,演出结束后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关注。我为“上海之春”感到骄傲,为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之春”上演感到骄傲――因为“上海之春”有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和大度,为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音乐作品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展演平台,不愧一个开放、创新、高品位艺术的现代音乐节。借此“上海之春”五十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这朵宝贵的芙蓉青春常在,愈开愈丰盛! 　　 　　我写《红旗颂》 　　吕其明(著名作曲家) 　　 　　在这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五月,2010上海世博会拉开了盛大节目的帷幕,迎来了“地球村”的四方宾客。与此同时,我们音乐界也迎来了上海音乐舞蹈节创办五十周年大庆。从1960年“上海之春”举办以来,文艺新人辈出,新的作品不断涌现,已成为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音乐盛会。 　　在60年代,“文革”之前,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是“上海之春”的权威领导机构,由音乐界前辈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我这个年轻的晚辈组成。1965年3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对各演出学校报来参加“上海之春”的初选节目作了研究,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会上一致决定,由我赶写第一部作品,并起名《红旗颂》。当时的我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心中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这些前辈们这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