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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经济繁荣与役法关系 　　摘 要：开元、天宝时期役法变化有以下几个特点：输庸代役广泛实行；色役折纳资课盛行；雇役普遍实行；府兵制解体，征兵制改为募兵制。盛唐役法变化使劳动者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繁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又推动了徭役折纳及政府和雇的实施。 　　关键词：开元；天宝；役法变化；经济繁荣；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301-02 　　关于唐代赋役制度的演变，张泽咸先生在其《唐五代赋役拾草》[1]一书中已详细论述，盛唐经济繁荣也是学界的共识，盛唐经济繁荣与役法的关系，郭绍林先生在《论盛唐军事改革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2]一文中就兵制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做了论述。但唐代役的内容不只限于军事，本文力图对盛唐经济繁荣与役法的关系进行解释。 　　一、盛唐役法变化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开元、天宝时期役法变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输庸代役广泛实行。 　　2.色役折纳资课盛行。 　　3.雇役普遍实行。 　　4.府兵制解体，征兵制改为募兵制。 　　盛唐役法变化促进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劳动者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役主要是编户齐民无偿为封建政府提供劳动服务。如果统治者不顾农时肆意征役，就会影响社会生产。唐初虽然有输庸代役的规定，但由于国家刚刚建立，各种兵役、徭役均为直接征发，输庸代役的情况并不多。在以人丁为本征役抽税的均田制时期，逃亡是均田农民反徭役兵役斗争的主要方式。由于繁重的徭役兵役对社会生产的危害以及反抗徭役兵役斗争的进行，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提出了均平徭役、减免徭役的口号，开元五年（717年）七月，玄宗敕令诸州刺史均平徭役[3]（卷100诫励诸州刺史敕），开元八年（720年）七月，劝诫京畿县令“徭役须平，豪强勿恣”[3]（卷100劝诫京畿县令敕），开元二十三（735年），又敕令天下：“百姓徭役，务从减省。”[4]（卷85）开元时期执政者已经对役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旧唐书》卷98《李元纮传》记载：“……征发丁夫，???役则业废於家，免庸则赋阙於国。”[6]（卷98）因而到了开元、天宝时期，役法出现了变化，输庸代役广泛实行，色役折纳资课盛行，雇役普遍实行，府兵制解体，兵役负担解除。由于役不再直接征发，改为政府出资雇人应役，给了生产者更多的劳动时间，这是符合百姓的愿望与要求的。 　　有关役法变化在百姓中的反映史籍记载中多有体现。《册府元龟》卷847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敕云：“比缘户口殷众，色役繁多，每岁分番，计劳入仕，因纳资课，取便公私。”[6]色役交纳资课，无论于公于私都很便利。《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记天宝元年（742年），“天下白直，岁役丁十万，有诏罢之，计数加税以供用，人皆以为便。”[4]罢天下“白直”这项色役的征发，将资课摊入户税征收，“人皆以为便”。 　　唐玄宗注意不扰农时，体谅色役户往来交纳资课之辛苦，于是下令“郡县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约计一载破十万以上，一丁每月输钱二百八文，每至月初，当处征纳送县，来往数日功程，在於百姓，尤是重役。其郡县白直，计数多少，望请并停，一免百姓艰辛，二省国家丁壮。”[4]其他如输庸代役、和雇、征兵制改为募兵制，等等，这些役法措施的实行使大批丁男重返家园，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劳动。 　　总之，开元、天宝时期劳动者的生产时间有了保障，能够安心地去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从而推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史料中记载了该时期役法变化保证生产时间并促进经济繁荣的情况。 　　《全唐文》卷309《问进士第三》：“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益满。”[7] 　　《唐语林》；“开元初……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稔，百姓乐业……”[8] 　　杜甫《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织不相失。”[9] 　　杜佑《通典》：“东至汴宋，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十里，不恃寸刃。”[10] 　　开元、天宝时期役法的变化使均田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前松弛，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从而推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二、盛唐经济繁荣有利于役法的实施 　　由于劳动人民致力于生产，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机械得到推广改进，农作物轮作复种，开元、天宝时期粮食产量增加，粮价日益低廉。此时期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