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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聚元号”生死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杨福喜听着已退休的老父亲杨文通经常唠叨起家传制作弓箭的技艺将面临失传时，他的心里并不以为然：“你想咱们中国不用弓箭来打仗，无非也就百年左右的历史，时间很短。这个东西需要的量很大，得有多少人从事这一职业？无非也就两三代人的时间，怎么能消失得那么彻底？” 　　但是，1998年，当他与父亲带着弓箭去“八大处射击场”参加活动，见到国家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的激动情状之后，他才发现原来父亲的担忧都是真的。 　　作为我国弓箭界塔尖上的人物，徐开才对射箭的启蒙正是从传统弓箭开始的。但时过境迁，他发现无论怎样挥动自己的影响力，却怎么也寻找不到中国传统弓箭的身影了。然后直到那天，他遇到了杨福喜父子和他们带来的弓箭。 　　带着徐开才先生的鼓励与期许，回到家中的杨福喜久久不能平静。事实上，他对这些家传的玩艺并非没动过心思。 　　1992年，当他从北京化工二厂出来时便曾尝试过运作以射箭为核心的营运项目。但四处碰壁之后，他选择了一个最为实际的营生——开出租车，并一开就是5年。眼下，他正面临着合同到期。 　　听着父亲的唠叨与自己内心的挣扎，一番考量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重新按照记忆中老牌匾的样子做了一块匾额，郑重其事地将它挂在了地处北京朝阳区自家房间内的墙壁上。 　　家族记忆 　　这块牌匾，承载了杨福喜家族太多的记忆。 　　民国初年，当杨福喜的祖父杨瑞林以40块大洋的价格盘下聚元号时，这个字号便已经存在200多年了。现在北京东四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明清时代的弓箭大院内，聚元号一直便是其中40多家弓箭铺中的翘楚，因为画工精美被选为宫廷御用。 　　当杨瑞林成为这个老字号的第八代传承人之后，尽管面临着冷兵器时代行将逝去的现状，但他杰出的制作工艺与众多的创新产品还是将这个老字号经营得风生水起：它曾拿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大奖，产品远销世界各地。甚至直到1949年之后的数年间，它的产品仍然供不应求，成为了中国解放后硕果仅存的几家弓箭铺之一。 　　在出生于弓箭大院内的杨福喜的记忆中，他的家族都与弓箭有着???解之缘。除去爷爷杨瑞林，二大爷李玉春，三大爷李玉堂都是制作弓箭的好手，也在弓箭大院内经营着弓箭铺。在聚元号的订单供不应求的时代里，事实上有许多的弓箭都由他们制作，再打上聚元号的火印。 　　而他与弓箭最初的缘份便是爷爷专门给他制作的一把小弓。到了上学的年纪，他总是与小伙伴们拿着箭，瞄着大院胡同内一个常年无人居住的人家的大门，直将它射成了千疮百孔的筛子。 　　但是这样的快乐时光并不长久，先是爷爷杨瑞林响应国家号召，第一个参加了公私合营；之后是弓箭制作原料稀缺，工厂的生产开始转向；再之后则是接踵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弓箭被定位为“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二大爷变成了专政对象，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杨福喜至今还记得那段岁月中，爷爷为了能够继续制作弓箭的煞费苦心：“在解放前，有那个收破烂的，老到我们院里。我爷爷说你这天天收破烂也挣不了多少钱，我给你出一个招，你不妨一试。完了就拿那个破弓，说你们河北省承德一带，这种老弓很多。我不能去收，我没有那工夫，我得在这干活。你收一个来，我给你四块钱，不管好的差的，见一个给一个的钱。” 　　过了一个星期，收破烂的如期而至，十几二十多个弓，往地上一扔，说，“老爷子你看成不成？” 　　“我爷爷说成啊，没问题啊。一个四块。他发了财了。我爷爷后来又把我们叔辈的兄弟一块叫来，最多的时候我们家收了一二百个。我爷爷干嘛使啊，给他拆了重做。用那个材料，牛筋牛角都能用，做一个新的，实际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其实那个旧的比这个新的要值钱得多。”杨福喜说。 　　但是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便难以为继，而杨福喜众多的亲戚们也都慢慢地成为了工人。“但与弓箭没有什么关系了，都在做一些黑板，文教用品……” 　　在开始与弓箭渐行渐远的时光之中，这个家族中发生的与弓箭唯一有关系的一次事件，“是上头有人来到厂子里，说要给领导做一张弓，用最好的料，用最好的技术。”此时，已将父亲杨瑞林的弓箭制作技术完全掌握了的杨文通接受这个任务。 　　“他用家里一对珍藏了多年白牛角精心做成了一张弓交了上去，但没曾想后来上头带话过来说毛主席非常喜欢，问要多少钱？这钱哪能要啊，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得来的几十块钱全买成了糖，分给厂里的人一块吃了……” 　　1957年，存在了几百年的弓箭大院，最终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再之后的数十年中，这个弓箭家族关于弓箭的记忆，只剩下了杨文通老人念念不忘的执着和杨福喜儿时的幸福时光。 　　艰难时世 　　1998年，杨福喜正好40岁。他曾对媒体说他也进入了自己的不惑之年：我就是为了弓箭而生的！ 　　尽管下定了决心，但除去年少时的浮光掠影和帮着父亲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