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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理论下审美主体限制与彰显 　　翻译美学理论作为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特色之一，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有效地传递出原文的信息，还要体现出原文所包含的美学效果。基于此，以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为框架，分析高健汉译本《英国乡村》，探讨翻译审美主体在审美客体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下的制约与发挥，以期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审美主体在散文翻译中的美学价值创造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学发展的历史由来已久，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和美学家鲍姆加登（Baumgarten，1714-1762）（毛荣贵，2005：1）而翻译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较为年轻。国内较早的著作则是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1991）。尤其是近年来翻译美学理论在中国发展较为迅速，大批著名学者如傅仲选、奚永吉、毛荣贵、刘宓庆等为翻译美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文学翻译，尤其是散文翻译，更加注重传递信息外的美学价值的彰显。散文作为一种轻巧活泼的文学形式，结构较为灵活，常常给人以美的享受。因此，散文翻译的研究离不开美学的指导。 　　理论基础 　　在中国诸多翻译美学理论著作中，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和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对美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二者都对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做了详细的论述，但二者的理解并不相同。首先对于审美主体的认识，傅仲选认为翻译中的审美主体有三个：译者、编辑、读者。译者是原文的审美主体，读者是译文的审美主体，而编辑既是原文又是译文的审美主体。（1993：118）而刘宓庆认为审美主体是对审美客体进行审美活动的人，即翻译者。（2005： 172）其次是审美客体，傅仲选认为翻译中的审美客体有两个：原文、译文（1993：6），而刘宓庆认为翻译的审美客体就是译者所要加工的原文。（2005：88）在这里，笔者主要选用刘宓庆对翻译对象的界定，即审美主体是译者，客体就是翻译要处理的原文。 　　刘宓庆（2005）认为在翻译中审美客体主要有两部分构成：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前者是指物理特征，即某一特定审美客体外在形式的本质特征。具体而言，形式系统主要指语言形式的特征包括语音、词汇、句法和篇章特点。这些特点是可以被感知和听到的，由此创造的美感又称“形式美”。非形式系统则关注审美客体的整体性包括“情”“志”“意”“象”。刘认为在翻译审美中译者需要把握原文的情志，才能准确选择词语，确定译文的总体风格。这些审美客体的存在限制了审美主体的发挥，但它另一方面尤为审美主体的主观创造性提供了契机。刘宓庆（2005）认为译者这一审美主体有两个基本属性：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客观制约性即译者会受到原文形式、非形式、双语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限制；主观能动性则指译者如何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尽最大可能将客观制约性加以抑制，延续和再现原文的美感。 　　对高译本Rural Life in England的美学分析 　　华盛顿·欧文（1783-1859）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Rural Life in England 是欧文代表作《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中的第七篇，描述了英国乡下人悠闲自得、古朴恬静的农村生活，及英国乡村美丽的园林景观。文中主要参照高健的译文，分析和欣赏译者如何在审美客体的限制下进行美学效果上的传递。 　　在形式系统上，译者作为审美主体之一主要从音韵美、词句美来显现所选译文的美学价值。在非形式系统上，本文主要侧重分析其在意境上创造的美感。 　　1.音韵美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特点的差异，二者在散文上的音律美也各有特色。英文的音韵美主要通过押韵、重读音节、句式长度的变化及排比等手段产生美学效果；而汉语四字结构或短小的句子产生节奏感。 　　例1：The cherishing and training of some trees； the cautious pruning of others；...； the introduction of a green slope of velvet turf； the partial opening to a peep of blue distance， or silver gleam of water. 　　高译：某些树木的当植当培，当剪当伐；某些花卉的当疏当密，何处须巧借地形，顺势筑坡，以收芳草连绵、茵茵席地之效；何处又宜少见轩敞，别有洞天，使人行经其间得以远眺天青，俯瞰波碧。 　　上述句例描述了英国的园林景观，原文巧借名词词组等短句的排列，体现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节奏明快；借用“green”“blue”“silver”色彩鲜明的词汇，给人以视觉刺激和审美享受，为读者展现出园林风景的美丽图画。在汉译过程中，英文的节奏显然无法照原样复制，但高健充分发挥他的审美潜能，把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