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doc

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 ［美］唐娜·哈拉韦 译 摘自《一名体育新闻记者的女儿之手记》： 凯恩·佩珀女士继续侵占我全身所有的细胞——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所谓共生起源现象的一个确凿案例。我敢说，你如果检验我们的DNA，就会发现发生在我们两者之间一些明显的转染成分。她的唾液中一定含有病毒菌体。当然，她吻我时舌头像飞镖一样准确有力，令人难以抗拒。尽管我们同属脊椎动物门下，我们不仅分属于不同的属与科，而且分属于截然不同的目。 我们一方正值激情燃烧、青春年少、体力充沛的盛年；另一方虽精力旺盛却已年过半百。在一片被政府征用来的印第安人领地上，我们进行了一场被称作灵敏赛的团体运动，就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凯恩的祖先曾经放牧过美利奴羊。这些羊是从当时已被殖民化的澳大利亚畜牧业进口而来，是为49年大量涌入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提供食物的。在历史学、生物学、自然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复杂性是我们这个游戏的名称。我们两者都是渴望自由的征服者后代、白人殖民地的产物，在运动场上，我们跳跃障碍，爬过隧道。 我们谈论过禁忌的话题；我们有过口唇接触；我们之间的关联在于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讲故事，故事的素材全部都是事实。我们各自以自身都几乎无法理解的交流方式训练着对方。从本质上讲，我们互为伴侣物种。我们在肉体上互为构成。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却互为意义重大的他者，肉体之间表达一种令人不悦的被称作爱的进化感染。这种爱是一个历史反常现象，一份自然文化的遗产。 这份宣言探讨了从这个反常现象与这份遗产中派生的两个问题：1）我们如何可能通过认真看待人与狗之间的关系来学会一种以促进意义重大的他性为导向的伦理规范和政治策略；2）关于人狗世界的故事如何会最终说服大脑受损的美国人以及其他较少受到历史挑战的民族，让他们相信历史在自然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不是我的第一个宣言；1985年，我发表了《电子人宣言》（又译《赛博格宣言》），试图在女性主义意义上解释当代生活对技术科学领域由外向内造成的冲击。电子人即“控制论有机体”，1960年得名于由空间竞争、冷战以及政策和研究项目中内在的技术人文主义的帝国主义幻像所构成的语境。我曾努力以批判的眼光进入电子人的角色；即，既非褒奖，亦非谴责，而是带着一种反讽精神挪用这个身份，以期达到空间战士无法想象的某些目的。本宣言讲述了一个关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化和物种间社交实体化的故事，探讨的是两个人为并置的形象——电子人和伴侣物种——哪一个可能会为当今生命世界中的可行性政策和本体论带来更多的启示。这两个形象几乎不会构成两极对立关系。电子人和伴侣物种各自以一些始料未及的方式拉近了人类与非人类、有机物与科学技术、碳与硅、自由与秩序、历史与神话、穷人与富人、国家与臣民、多样性与枯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距离。而且，电子人与伴侣动物都无法取悦于追求物种纯粹性的人们，那些人渴望更好地保护物种之间的界限并且清除种群中的异类。然而，重要的是政治上最为正确的电子人与普通的狗之间的种种差异。 这是一个有关生命权力和生物社会性的故事，也同技术科学相关。如同任何一名忠实的达尔文主义者一样，我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进化的故事。按照(核)酸千年主义的模式，我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分子差异的故事，不过，它的根源不在于新殖民主义的《走出非洲》中的“线粒体夏娃”（译注：从15万年前的现代人之母），而是那些最早的线粒体母狗，它们妨碍了男人再次出现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译注：指1965年美国电影《万世流芳》， 摄受 许多不同版本的过程哲学协助我将狗引入这篇宣言。例如，艾尔弗雷德·诺思·怀海特把“实在物”描述为“摄受之共生”（译注：英文“prehension”为哲学家怀海特的《过程与实在》中一个术语, 意指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实例——即，一来是把“自然”和“文化”这样的临时性、局部性的类别抽象概念错当作整个世界，二来是把显而易见的后果误视为先期存在的起因依据。世上没有先期生成的主体和客体，也没有单一的资源、统一的行动者或者最终的结果。借用朱迪思·巴特勒的术语来讲，只有“概然性基础”（contingent foundations）；其结果就是重要的身体。一部充斥着多个施动者、各种关联和时间印记的动物寓言集甚至会超乎最异想天开的宇宙学家的想象。对我来说，这就是伴侣物种的意义所在。 例如，海伦·维兰在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对讲约鲁巴语和英语的小学数学课教学进行研究，还参与了有关数学教学和环境政策研究的澳大利亚土著项目，她在这个过程中界定了“新兴的本体论”（emergent ontologies）。维兰提出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不同知识实践范畴中的人们如何才能“和谐共处”，特别是在一种简单轻率的文化相对主义无论是从政治、认识论还是道德角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