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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价格改革幸福经济学家 　　他痴迷于研究价格问题，尤其是能源及公用事业价格改革与监管问题。他曾参与多项重大价格政策的研究制定，担任过原国家计委“三峡电价”方案专家组组长，设计国务院批准的《电价改革方案》；他主持的课题成果曾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发改委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及我国价格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如今，他依旧保持着低调做事、严谨治学、大胆敢言的作风，他是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杰。 　　上大学——最幸福的时刻 　　在国宏大厦第13层电梯口遇到刘树杰时，他正练完乒乓球往办公室走。一身短衣裤运动服，额头、身上都是汗水，“要参加中直机关的比赛，趁中午休息时间练习练习”，他一边跟记者说着，一边走进研究所办公室安排工作。《经济》记者最初感觉他话不多，脸上表情也不丰富。但就是这样一位貌似清淡的人，插队、务农、当兵、进工厂、当公务员、做科研那个年代该有的经历，他似乎都没有落下。 　　运动过后的刘树杰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完全看不出已年近六旬。我们的交谈从女儿对父亲的评价开始，他说：“我女儿称我为‘末流学者’，常批评我‘心智不成熟’。对此我持鼓励态度，因为以前我们对她管得太严格了，一度影响了孩子的自信心。她上大学后，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实践证明，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刘树杰告诉记者，他小学三年级前一直比较叛逆，常被老师点名批评、“找家长”，但这样的教育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一次不经意的表扬对他影响很大。后来老师让他当小组长，使他对学习及对同学的态度和行为都有了彻底的改变。“我当时突然感觉自己是个优秀的孩子，要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刘树杰回忆，小时候家里生活比较艰苦，父母当时教育孩子不说什么大道理，就是鼓励好好念书，做人要正，“人穷志不穷”这句话深入骨髓，影响终身。 　　1969年底，刘树杰到农村插队，接受3年“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段日子使他对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比较了解。随后，19岁的刘树杰报名参军，因为身体素质好，他成为了一名空降兵。??部队的业余时间，刘树杰最愿意看书，也有时间看书，“当时在部队，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书看得多了就想写东西，进入团报道组后，开始学着写消息、通讯、评论。刘树杰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看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感而发的，稿子发表在当时的《空军报》。后来，在《光明日报》、《河南日报》等报纸上也曾发表过文章。这段经历对他日后考大学及从事经济研究工作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77年3月，刘树杰退伍，进工厂做了一名钳工——一个月工资39元，是很多人向往的工种。在工厂幸福工作的日子让刘树杰悠然自得起来，“中学老师来给我介绍女朋友，我几乎都心动了”，刘树杰笑着告诉记者，当时没想考大学，就觉得在工厂挺好。但是母亲不同意，说现在“搞对象”太早，坚持让刘树杰复习考大学，甚至声色俱厉地斥其“没出息！”就这样，他才在接近报名截止日时决定报考。“我在车间报名时，在场的人都很惊讶：‘你也考大学？’因为车间所有报考的人中，只有我是真正的工人，别人都是干部或‘以工代干’”。在质疑声中，刘树杰开始发奋备考。“因为只有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只看了一遍数学，从初一的无理数到高三的解析几何，没时间做题。语文、政治、史地等，都没复习，就靠平时积累”，在部队里常看报纸也帮了刘树杰的大忙。他记得地理考试有一道题是“写出所有中东国家的名称”，常看《参考消息》中关于中东战争的报道，使刘树杰能将绝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名字写出来。凭着日常的积累和考前的刻苦突击，刘树杰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他说，加上妹妹也同时考上了大学，一家出两名大学生——也是父母无尚荣光的时刻。 　　做学问—— 　　想知道价格是怎么定的 　　在部队的时候，刘树杰曾读过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有的东西懂了，有的似懂非懂，这样最能激发求知欲，特别想弄懂它”，从此开始对经济学有了兴趣。高考时，刘树杰发现吉林大学有个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就报考了这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那时候搞经济学的都把马克思经济学当成圣经，刘树杰对马克思的信仰也自然十分坚定，加之一直对“价格是怎样定出来”有浓厚的兴趣，因而对研读马克思的价值论特别下功夫。刘树杰本科的毕业论文，就是讨论关于马克思价值量决定理论问题，这也是国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他在毕业论文中提出：不能无条件地说“价值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因为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发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社会平均成本的水平也会相应变化。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价值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是以供求平衡为条件的、决定价值量的，应该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平均值。毕业后，此文被刘树杰投往当时国家物价局和南开大学共同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