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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是同鄙俗之鬼斗争 　　[关键词]果戈理；笑；梅列日科夫斯基 　　自19世纪果戈理的作品问世以来，在俄罗斯就掀起了对果戈理笑文化的研究浪潮。普希金称果戈理是“愉快的忧郁者”，别林斯基将果戈理的笑定义为“含泪的笑”，文学界最普遍的观点则将其笑认定为具有批判讽刺性的嘲笑。 　　到20世纪，评论家的观点再得到发展。巴赫金反对把果戈理的笑片面地看作只具批判讽刺性的嘲笑，他认为果戈理的笑有两种属性：一是“狂欢的笑”，一是“双重性的笑”。“狂欢的笑”与中世纪狂欢文化和小俄罗斯（乌克兰）的古代民间神话传统有必然联系，具有民间狂欢性、诙谐性。而 “笑的双重性”主要指取笑者本身也包括在被取笑的世界之内。 　　尤·洛特曼认为果戈理的笑具有另外两种属性：一是“乌托邦式的笑”，一是“恐惧的笑”。他指出果戈理的笑是对世界令人快乐的、乌托邦式的美妙感受，是一种正面的笑。在狂欢性、乌托邦性和批判讽刺性的基础上，洛特慢又提出果戈理的“笑的恐惧性”：“果戈理的笑可以使人联想到魔鬼的精神错乱。不断变幻的面具，渗透着对生活的戏仿，这一切都既可笑又恐怖”。 　　但无论果戈理的笑如何定义，具有哪些特性，都无法改变果戈理创造笑的目的：“……使人们在读了我的作品后，能毫无保留的嘲笑魔鬼。”梅列日科夫斯基将其称为“怎样把小鬼描写成小丑”。 　　由此可见，果戈理的笑与其世界观中的魔鬼概念密不可分。 　　在《果戈理与鬼》中，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在果戈理的宗教观念里，“鬼是神秘之本质，现实之本质，集中了上帝之否定，永恒的恶。”果戈理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借助笑之光，解释了鬼这一神秘存在。“魔鬼最主要的力量--能够显得非其所是。”明明是邪恶的，却以善良的面目出现；明明是谎言，却表现得比任何事物都真实。果戈理第一次拨开了魔鬼蒙蔽世人的迷雾，揭下了它非其所是外衣，看见了不戴面具的最原始的鬼的面孔。他发现鬼，“存于本体的中间地带，否定一切深度和广度”。它不是极端，不是跳脱，不是触不可及的未知的惧怕，不是缥缈不定的本能的恐惧。相反，它是永远的平面和永恒的鄙俗。他第一个明白了，“鬼正是那个渺小的，却由于我们自己的渺小而显得巨大的东西；正是那个软弱的，却因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显得强大的东西。”；鬼的面孔正是那个，不是因为不同寻常而可怕，而是因为平庸、鄙俗而可怕的面孔；“是身边的、熟知的、现实的、人的，人群的面孔…是我们不敢成为自己，情愿成为像众人一样时的那副面孔。” 　　这揭示出果戈理创作的唯一主题和鬼的实质：永恒的人类的鄙俗这一现象。果戈理曾将自己的作家身份定位为“人类‘пошлость’的分析家”。而他的两个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和奇奇科夫则是两个当代俄罗斯面孔的本质，永恒的全世界的恶-人类不朽的鄙俗的两个位格。 　　“赫列斯塔科夫，”按照果戈理的定义，“是个机灵、相当文雅、智慧，甚至是德行高尚的人。”当然没那么智慧和德行高尚，但也没多么愚笨和邪恶。他有着普通的，人皆有的，世俗社会最容易有的，轻易就有了的良心。他身上有着流行的，实际是沦为庸俗的一切。他的头脑、心灵、语言、面孔，均和所有人一样。总而言之，他是所有始与终的否定的化身，平庸的化身，是道德和智慧的中间值。 　　荒诞的谎言是使平凡的小镇最后陷入“呆若木鸡”的罪魁祸首，可谎言在赫列斯塔科夫身上却具有诗意般的特质。他的舌头在撒谎时是无意识的，不可阻挡的，就像心脏在跳跃，肺部在呼吸一样。“他说谎时，”果戈理说，“是带着激情的，他眼中表现的是他从中获得享受和满足。这完全是他生活中最美好最诗意的时刻。”谎言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肉里，成为赫里斯塔科夫最本性的赖以生存的东西。 　　而奇奇科夫同赫列斯塔科夫一样，是俄罗斯中间阶层的孩子，19世纪的俄罗斯最中立的资产阶级的孩子；他的本质“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是永恒的中立，彻底的庸俗。“一个人要是不能最终脚踏实地地站稳脚跟，只是一味地陷于青年时代海阔天空的遐想，他的人生目的就还不能说是已经确定了。”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站稳脚跟”？难道奇奇科夫的嘴中没有表现出19世纪整个欧洲文化的内在本质么？生活的崇高意义，人类的最终价值都不能“站稳脚跟”。只有在中立的现象世界才是现实的，可靠的。奇奇科夫所追求的“此世王国”和“人生目的”，他所强调的“坚实的基础”，不是多么遥不可及的崇高理想，不是激励鞭策的精神信仰，而是“人类唯一确定了的价值和最大的善”——拥有“平静的舒适”。这就是奇奇科夫进行买卖的目的，赚钱的目的--为了妻子，为了“小男奇奇科夫和小女奇奇科夫”，为了摘取“享乐之花”，为了获得“平静的舒适”。 　　于是我们发现对奇奇科夫这样天生的实证主义者而言，好与恶都不是绝对的。所有的道德都可以服从于他所谓善举的目标。这不正是我们当代也流行着的，实则已沦为庸俗的目标么？当今社会下的我们与奇奇科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