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51宋故朝议大夫谔墓志铭文字刍议.docVIP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SrcShow.asp?Src_ID=1129 收稿日期：2010年4月14日 發佈日期：2010年4月17日 頁碼： PAGE 6/ NUMPAGES 7 《宋故朝议大夫石谔墓志铭》文字刍议 （首发） 李洪财 厦门大学历史系 张显运先生，2008年3月在《铜仁学院学报》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新郑发现北宋晚期朝议大夫石谔墓志铭的说明及标注》（以下简作《说明及标注》）。此文对《石谔墓志铭》（以下简作《铭文》）做了说明与标注，目的在于向学界介绍一份新出土材料。但是其文章有诸多问题，对墓志的文字转释也存有多处错误，影响对铭文的释读。本文就笔者在读《说明及标注》后所见疏漏，和墓志整理校释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一些鄙陋之见。 一、区分清“篆志”与“书志” 墓志铭从撰文到刻碑至少有撰写铭文、手书铭文、刻铭文三个环节。三个环节可能是一个人完成，也可能是两个或几个人完成，一般会在铭文中体现。不过，多数不是一人完成。例如，此《铭文》在第二行写道：“张叔夜撰。”可知撰写铭文者为张叔夜。第三行写道“许景衡书并篆额”可知篆书铭文者为许景衡。铭文末有“杨真、彭佑刻”，可知刻碑者。因此《铭文》从撰文到刻石是四个人分步骤完成。《说明及标注》正文第三段开头写道“篆志者张叔夜”，第四段首写道“书志者许景衡”。“篆志”与“书志”用词有误，这给未见原墓志铭文的读者信息是，此墓志铭是张叔夜篆写，许景衡撰写或篆写。篆，《说文》卷五，竹部：“篆，引书也。”段玉裁注云：“引书者，引笔而箸与竹帛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此处“篆志”当是用笔书写的意思。《汉语大字典》解释“篆”也是“运笔书写”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1249页。，其他的引申义也没见有“撰写”的含义。所以，《说明及标注》中“篆志”应写作“撰志”。如果说撰志写成了“篆志”是校对错误，那么用“书志”一词，应该是作者的用词问题。书志包含了“篆写”和“撰写”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 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1249页。 二、释文文字校正补漏 《铭文》第五行“伯氏为常参官得举自代者”，《说明及标注》中脱“得”字。 《铭文》第八行“余有之曰”，（见图1）《说明及标注》释作“余辞之曰”。虽然“有”改作“辞”在句意上更通顺，但作“有”也可说通，此种情况应在标注中说明；再有该行《铭文》“而又将负共弟孝子之讬，罪莫大焉”，《说明及标注》“共”作“其”，不妥。这里的“共”疑为“恭”之误（见图2），共弟即是恭悌 悌作弟，古文较常见，如《论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弟即孝悌。。《南史》卷四十二有：“而嶷事武帝恭悌尽礼，未尝违忤颜色，故武帝友爱亦深。”《南史》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6月，第1062页。《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之《贾瑾墓志》有：“ 恩恭悌顺，协穆闺门，弘和肃整，导悦邦邑。”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在墓志中经常会出现这种音同或音近讹误等类似的问题。如《唐故陪戎尉袁君墓志铭》：“三階位情。”其后注曰：“‘情’疑为‘请’之”误《新中国出土文献·河南》，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 9页。；《唐故巂州可县尉何府君（说）墓志铭》：“秋叶已周。”其后注曰：“已周之‘周’应为‘凋’之误。”《新中国出土文献·河南》，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8页。此处“共”为“恭”之误，不仅要将“其”改作“共”，还要去掉后面顿号，句子才通顺。并且，这里的“托”与“讬 悌作弟，古文较常见，如《论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弟即孝悌。 《南史》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6月，第1062页。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新中国出土文献·河南》，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 9页。 《新中国出土文献·河南》，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铭文》第九行 “晋苞以武略显” ，《说明及标注》“武”释作“才”，误。（见图3）此处原铭文残损，不甚清晰，但留下的部分字形应该是武的左下角，与“才”字形不合。晋苞，在《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史书中都有相关的资料。《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武帝践阼，迁大司马，进封乐陵郡公，……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泰始八年薨。……策谥曰武。”《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002页—1003页。既然晋苞在位时官至大司马，且卒后谥曰“武”，以此推断《铭文》当是“以武略显 《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