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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通过“钱学森之问”看我国的高等教育 摘要：通过“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曾几何时，我国的大学教育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高等教育也面临着欣喜的发展环境，大学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不断增多，呈现出良好局面，但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导致兴起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这无疑是可怕的。高考录取和大学发展也是每年的热门话题，教育产业化是现行高等教育问题之源。虽然教育部曾宣称教育部从来没有提倡产业化，也从来不同意大学搞教育产业化，但人们已清晰的看到现在的教育产业化愈演愈烈了，到底是教育部监管不利放任自流还是学校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之呢？应该两者都有。产业化必然追求规模效应，目前国内热衷于“211工程”、“985工程”等大工程，导致了高校疯狂扩招、盲目合并和提升规格，造成教学设施和师资不足，培养学生质量一再下滑。扩招造成培养的本科生水平下降是不必说了，关键的是硕士特别是博士的扩招令人痛心疾首。本科生已经泛滥还不过瘾，还要将原本培养质量就不怎样的博士继续拉下水，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硕士早就不足为怪，现在带几十个博士也非天方夜谈。某调查表明国内每名博导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远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3名学生的比例。本来科研资源就少，还要分散，加上导师指导不力，忙着赚钱并让自己的学生成为廉价劳动力，培养出的研究生水平高才怪呢所以就出现了硕士博士数量多了，搞研究的反而少了，热衷于当官的多了，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初衷变了味。扩招的同时出现了学校纷纷设立新校区、分校，形成了新形势的圈地运动大学城工程，学校规模扩大了，但是质量和档次没有得到质的提升。扩招还出现了学校不切实际的不断上马新专业，专科升本科院校等，只注重外在形象，忽视了内在品质，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培养的人才和现实脱节，曾有相关大学校长提出了专业设置不符合市场经济需求应该取消相关专业，如管理、法律专业等。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谁又为重复建设买单呢？央视青年歌手大赛中的文化考试也显示出了诸多参赛大学生知识水平的不足，虽然文化考试占的分值不多，但我们失望的看到很多学音乐科班出身的学生对于知识的陌生，比如看图不知道是圆明园的遗址，不知道是谁烧的；不知道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作者是普希金等；倘若因为他是学音乐的对文学历史陌生还有情可原，而说不过去的是甚至对音乐史里的知识都不知道，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念了四年音乐的大学生顺利毕业的时候是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二是诸多学校表现出官本位的缺失。现行高校校长很多是副部级官员，学校内部行政也按评定各种行政级别。作为教学的宗旨是教书育人，不是学而优则仕。官僚体制的推行使得校长和学校领导们失去了主见，唯上级意志是从，不敢反对错误的政策，行事求稳，改革起来也畏手畏脚，失去了“自由精神”和创造力。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大教育家蔡元培，他将京师大学堂这个暮气沉沉、培养官员的衙门式学府，改造成兼容并包、招收女生、具有开放精神的北京大学。要说行政级别，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时，什么都不是。而在此之前，他做过前清的翰林，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总长。可后世者几人能知道他曾任教育部总长？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担任北大校长的贡献。而国外那些卸任的总统，即使想到哈佛、耶鲁这样的学府，谋一个教职，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学的地位，本来就不是靠行政级别来体现的，如果一个校长非得靠其副部长的级别来衬托自己的地位，又说明了什么呢？ 三是高校学术环境建设不利，导致教学人才流失。只有靠一流的大师才能造就一流的高校，但目前高校中大师奇缺。部分原因在于高校糟糕的学术环境使海外学成学者望而却步，据有关统计表明我国约四分之三留学人才滞留海外。高校学术环境糟糕，表现为人事制度考评不科学和惩治学术腐败不利。在这里举两个例子，近年来一直有人在批评把SCI论文数作为评职称、评院士、申请科研基金、评价学校学术成绩评价指标的弊端。甚至用发表一篇SCI论文就奖励数千甚至上万元的物质刺激来鼓励，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评价方法很快被滥用了。许多中国科研人员挖空心思地增加自己的SCI论文数，或一稿多发，或将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