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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中国氢弹物理设计的全过程 铭记心底 我参加了中国氢弹物理设计的全过程:铭记心底的激情时光(蔡少辉) 2011年02月20日 　　近日，央视播放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引起了我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昨天我和本系的一位前辈老师闲谈时，也谈到了他有一些同学参加了当年的核武器研制，现已在北京退休，但待遇并不怎么尽如人意。今天我收到了他转发来的一篇文章，是有关他的一位同班同学在于敏领导下参加氢弹设计的亲身经历，现转登于下，与各位网友分享。 　　铭记心底的激情时光 　　作者：蔡少辉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于敏院士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核武器专家。今年8月16日是他80华诞喜庆。于敏先生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在原子核理论、核武器的基础理论、等离子体和自由电子激光理论研究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此，我祝于敏院士健康长寿、家庭幸福、学术生命长青！ 　　1965年第四季度，于敏先生领导一个科研集体在上海奋战100天，完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我有幸亲身参与了全过程。下面谨以我的亲身经历，从我的视角写下这一段文字，力图重现那些难忘的激情时光。 　　1963年9月，核武器研究所成立核心研究小组，研究装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也称加强型原子弹），开始向氢弹研究过渡。到1964年初，研究所机构调整，理论部成立时，氢弹原理的探索工作还只是在11室和12室部分人中进行。直到1965年初，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轻核反应理论组的理论物理学家黄祖洽（此前，他已兼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等人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后，探索工作才在理论部四个研究室（1室、11室、12室以及13室）中陆续地全面开展起来。 　　是年2月，在研究所副所长彭桓武、朱光亚的指导下，由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主持，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回顾了前一段氢弹理论研究工作，分析了美、苏等国氢弹发展的历史，制定了研究所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规划。确定：第一步，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重量不超过1吨（为的是能上导弹）、威力为10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代号1100），力争在1968年前实现首次氢弹试验任务。当时由于“加强弹”的计算结果与该目标相差太远，人们普遍怀疑是否还有什么“新原理”或“新机制”未被掌握。其后，理论部便出现了半年时间的多路探索的局面。探索过程并不顺利，一条条途径被提出后又被否定。这就是当年夏天氢弹理论研究的形势。正是：探索工作紧锣密鼓，希望尚未见端倪，而1968年突破氢弹的期限已迫在眉睫。 　　在认识到像1100那样先进的热核弹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后，理论部领导适时调整了突破氢弹的途径和步伐。决定在确保主力（11室、12室）继续进行理论上的探索研究前提下，抽调一部分力量抓紧加强弹的设计工作，以便在实现1100目标之前，安排若干次档次较低的热核装置试验，目的是补充和验证我们在氢弹知识方面的不足。 　　8月27日在理论部全体大会上，邓稼先主任把即将在明年进行的小规模加强弹爆炸试验的设计任务交给了1室，并把打算在后年进行的百万吨级氢航弹热试验用的弹头优化设计任务交给了我们13室。会上邓主任和各位副主任在讲话中一致要求我们在国庆节前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便利用该所国庆假日期间空出的全部机时，集中突击一百天，用当时已经掌握的加强弹原理，配以可能取得的最好的核材料为后盾，完成口径指定、重达数吨、当量百万吨级的氢航弹优化设计任务。这就是当时被戏称为“老原理新应用”的一项突击任务。说白一点，就是要我们用加强型原理，靠拼材料、拼个头、拼重量的办法，优化设计一颗飞机能驮的百万吨级热核弹头。 　　理论部大会结束后，室领导当即决定：除书记吴中祥、副主任徐锡申（主管状态方程和辐射平均自由程两个小组）等人留守北京外，由主任兼副书记孙和生（主管炸药爆轰和流体力学两个小组）、副主任蔡少辉（主管核反应后物理小组）和刚从南京大学计算数学系调来的副主任彭清泉（主管核反应后计算数学小组）率4个与武器设计直接有关小组的科研人员和为数不多的科研辅助人员共50多人，抓紧时间准备于9月底前赴上海。 　　为此，各组都在抓紧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核反应后物理组与数学组安排了陈辅之、谢国强等对当时理论部用于研制加强弹反应后的常用计算软件做了一番调查，并从程序的物理建模、基本假设，到数学推导和差分格式以及与之配套的物理参数等，都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我们除了请彭桓武、黄祖洽、于敏、秦元勋等专家给大家讲了他们个人对加强弹的看法外，还请了1室、12室一些从事过加强弹理论设计的经验较丰富的年轻人如邹志高、高飞等给大家传授经验。此外，副组长孟昭利等还根据几位部主任的意见准备了一批到上海计算的模型。实践表明这些准备工作对我们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