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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叙事艺术结构演变与规则设定 　　[摘 要] 当代数字技术与新媒体技术为叙事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并由此形成了新的超文本叙事形态。传统叙事是由角色、情节、结尾构成的封闭式系统，作品单向地由作者流向读者。而超文本叙事是由作品、作者、读者、媒体构成的开放式系统。在作者层面，作者身兼编程者、管理者、叙述者的多重身份，负责建构系统规则，与读者共同设定话题与语境，在话题与语境中完成情节设定与角色建构，引导读者阅读、阐释或共同完成作品。在阅读层面，读者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阅读乐趣，传统叙事中的由作者前定的“情节”转向为由读者主导的“进程”，读者的行动推动叙事进程，读者的选择最终导致意义的产生，结局成为个人化的呈现。 　　[关键词] 新媒体；超文本叙事形态；叙述规则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5-001-4 　　经典叙事学研究关注于故事层面与话语层面，它常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结合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考。所以，传统叙事学研究认为故事在其实现中本质上是线性的。但是，非线性结构的文学实验早已有之，如莫尔斯洛普1991年出版的超文本小说《维克托花园》（Victory Garden）就采用了迷宫形式，其结构是一种“交叉路径”；中国的《周易》以辞条写故事也是一种非线性结构；北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采用宏大的新媒介艺术手段等。与传统叙事相比，交互式媒体叙事的结构常常是非线性的。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从事媒体研究的托本教授（Torben Grodal）即指出，术语“非线性”密切联系于交互性问题。游戏《迷雾》的设计者兰德?米勒认为互动故事设计有两条线：线性的和非线性的。线性的是故事的背景和历史，所有要素都必须遵循一种非常严格的时间线。非线性的则是各种碎片式的线索，玩家在对非线性线索的探索中揭示线性故事的真相、揭开谜底，玩家必须竭力把二者融为一体，同时还保持着探索的热情。超文本故事总是存在几个交叉的系统，每个系统分别讲述自身的故事，因而“多媒体故事将更加异质化、多样化、碎片化、间隔化或饱和化”。交互式媒体叙事的空间结构依赖于网络的超文本功能，使得超文本结构同传统文本相比呈现出独特的结构变异。 　　一、新媒介下超文本叙事的结构转型 　　（一）封闭结构向开放结构转型 　　传统文本的结构是封闭的、强调开头、中间与结尾的框架式结构，它们自我完足、彼此无关，虽然在语言方面留出空白，让读者进行充分想象和联想，但结构上没有多少灵活余地，读者只能遵循作者原有思路进行解读。我们阅读一部作品时，无法调用另一部作品的信息，更不能将另一部作品的信息纳入到阅读的作品结构中来。而超文本超越了封闭文本的局限，用户可以在存储在世界各地的电脑终端的文本之间随时建立链接，从而成为一个由众多小文本与分叉路径结构而成的文本矩阵。 　　传统文本的时间序列或因果联系使得读者需要培养线性思维与逻辑分析能力。而超文本的发散性与非线性可以使读者摆脱思维定势，从而发展阅读的探索性与主动建构性。迈克尔?乔伊斯认为交互式超文本有两种类型：探索性超文本与建构性超文本。前者可以让用户经过各种不同的结构与路径，但不能改变这些结构。相反，建构性超文本结构极富弹性，它允许一组信息以多种方式进行编排，可以让用户去干预超文本的内容与结构。法国新小说家马克（Marc Saporta）曾经将一部小说变成纸牌游戏《作品1号》（Composition No.1 ，1962），读者把150张未编号的卡片像玩纸牌游戏那样进行洗牌，一个人物的生平由许多不同的碎片构成，卡片所摆放的次序决定某个人物的命运，结局如何取决于卡片组成的叙事链条，这种组合的所产生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 　　一些数字媒体作品更直接地向用户提供弹性结构的叙事超文本，如瑞安所说的生产动态文本的诗歌机器。卡利（John Cayley）的作品《因陀罗网》（Indra’s Net，1991）中，文本是持续变化的，被读过一次之后将自动擦除。用户所做的选择直接影响文本的生产过程。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克拉普（Peter Krapp）在《超文本前卫文学》（2006）中指出：阅读《问卷》就是将作为文本生成器来建构，遵循其指令递推地从问卷跳到答案、从页面跳到页面。 　　如果一个超文本拥有多个层面，每个层面又有多个可以展开的节点，那么，超文本所能提供的组合就十分可观。在交互式媒体叙事的形式结构中，读者所要做的就是建构自己的内容组合，选择偏爱的路径与结局。“每件作品都变成了一种行为主义的塔罗纸牌包，提供了可以由观者无穷地重新洗牌的同等物，总是生产意义。” 　　（二）线性结构向分叉结构转型 　　罗兰?巴特、赫尔博斯等人曾进行了分叉结构的文学超文本实验，1963年，阿根廷小说家朱利奥（Julio Cortazar）出版了多序小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