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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保护视角下我国刑法分则罪刑规范构造模式分析 摘 要：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罪刑规范的实质是法益保护规范。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罪状构造模式实际上是“犯罪成立模式”，是刑法对某种特定行为构成犯罪的“最低要求”。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未遂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犯罪成立与否讨论的是罪与非罪、是否发动刑罚的问题；而犯罪既遂与未遂是在确定已经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对于刑的规范而言，立法事实上确立了以既遂为标本的模式。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犯存在既遂与未遂的不同形态，而结果犯只存在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结果不发生就不成立犯罪。因此，在具体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就需要运用法益保护的原理，仔细辨别哪些犯罪是行为犯，哪些犯罪是结果犯。 关键词：犯罪成立；犯罪既遂；法益保护；行为犯；结果犯 一、刑法中的法益保护思想及其意义 我国传统犯罪理论的核心词语是“社会危害性”，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的犯罪理论并不具备法益观念。近些年来，随着部分学者研究、介绍以及探讨的深入，法益保护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刑法学者的推崇与支持。德国学者h?otto指出，刑法就是一部“法益保护法”［1］3。法益保护思想的核心含义在于：“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违法性的实质就是侵害或威胁法益。”［1］3这就意味着，若法益没有受到侵害或威胁，则没有必要发动刑罚。因而，“罪刑规范的实质是法益保护规范”［2］。 在法益保护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便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刑法禁止的仅仅是侵害法益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法益具有使刑事立法具有合理目的性的机能，也有使刑法的处罚范围具有合理性的机能。［1］196本文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对罪刑规范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刑法学界便开始了对我国刑法分则罪刑规范构造模式的探讨，并形成了“犯罪既遂模式说”与“犯罪成立模式说”的对立。在此过程中，“犯罪既遂模式说”虽然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强烈批判，却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倡导，在其看来，我国刑法的罪刑规范“规定的各种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都是以犯罪既遂为标本的”［3］。但是在“犯罪成立模式说”看来，我国刑法的罪刑规范并非以既遂为模式，它只是犯罪成立的条件，是成立犯罪所要求的最低规格、标准，而犯罪成立并不限于犯罪既遂，还包含了其他可能出现的形态。［4］新近还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的罪刑规范是一种“非既遂模式”，但不同于“犯罪成立模式”，因为犯罪成立以犯罪预备为起点，而分则罪状是针对犯罪实行行为的。［5］ 上述“犯罪既遂模式说”与“犯罪成立模式说”的立论依据与批评理由似乎各有千秋，一时间似乎难以分辨孰是孰非，但是仔细思考之后便不难发现，实际上两种观点的对立与碰撞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层面，将法益保护思想引入后，可能会对各自的利弊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分辨。下面就以数额犯为切入点进行具体分析。 二、我国刑法中的数额犯与罪刑规范模式 1.数额犯中的“数额”的性质与地位 数额犯中的“数额”是否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其在判断犯罪停止形态方面是否具有独立性的评价作用，这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同样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数额犯中的“数额”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数额犯只存在成立与否的问题，而不存在既遂、未遂的问题。［6］ 第二种观点认为，既然我国刑法分则以犯罪既遂为模式构建，那么数额犯也当然存在既遂与未遂形态。［7］ 第三种观点认为，根据数额犯中数额的作用不同，可将数额犯分为行为数额犯与结果数额犯，其中，行为数额犯中的“数额”仅仅限定了危害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不具有独立评价的意义；而结果数额犯中的“数额”则是一个独立的结果要素，其直接影响的是罪与非罪。相应地，结果数额犯只存在犯罪成立与不成立的问题，而行为数额犯则存在犯罪的既遂、未遂问题。［8］ 2.法益保护视角下的数额犯 一如前文所述，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违法性的实质就是侵害或威胁法益。从另一侧面来理解，“用刑罚威胁来禁止一种行为，而这种禁止不能以法益作为根据，那么这种禁止就可能是国家的错误……对于行为自由的干预就可能不具有体现干预意义的合法化根据”［9］。因此，刑法所关注的仅仅是那些具有法益侵害性质、需要发动刑罚的危害行为，“事实上，刑法的构成要件都是‘不法类型’：即类型化之非价的生活事实”［10］109。易言之，刑法分则的罪状均是针对“类型化”之实行行为的，而“类型无法被‘定义’，只能被‘描述’。”对立法者而言，要么放弃描述类型而只给予该类型一个名称，要么采取“例示法”列举性地描述类型。［10］117-119但是对于数额犯而言，仅仅给予一个名称或者列举性地进行描述，都无法明确地揭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