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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上 第十三　　?孟子尽心上 第十三　　??《尽心》与《告子》的关系：显然，《告子》中所言“人之本质必然为善”（性）的论断最后给出的是心如其自身那样思而抉择/选择，因此，人之为人的性或本质，最后就基于心的实现。心的实现自身，就是心尽其自身。心之尽其自身，一个基本的关系就是心会在自我完满实现（尽）的过程遇到在我者与在外者的区分。在在我者与在外者的区分基础上，真正属于人之本质与权能的规定得到更为确切的彰显。人只有而且必须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实现出来，人才能获得并实现自己的本质。这就有一个性命之辩的问题，而性命之辩的前提和基础则是人的属己能力的尽量实现（即尽心）。[参见《注疏》P349孟子何以以“尽心”随《告子》以及作为结尾，大意都是牵强附会]　　??13.1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章　　??朱熹关于心、性、天三者的“理学”解释：“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乎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集注》P349]，关键点是引入“理”字，并以此为基础，将“尽心知性知天”的关系理解为两个层次：先是逻辑设定三者先天一致；然后将人的现实存在过程视为对三者关系的实现（亦即以先天的逻辑关系来担保三者的现实关系）。理的引入以及将三者关系加以先天的逻辑设定，违背了孟子心之思而抉择的现实性品质。而且，将“尽心”解为“穷理”，尤为偏颇。因为在孟子“尽心”本身自足的源动者，而穷理则突兀地加入了一个心自身之外的客体，从而尽心根本就不能得理。《注疏》伪疏理解心、性/天的关系则说：“以其天之赋性，而性者人所以得于天也，然而心者又生于性，性则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P351）这个解释，既受到了理学化解释的影响，又在其基础上更加颠倒、扭曲了孟子的心、性关系。　　??在第一句（尽心知性知天）与第二句（存心养性事天）之间，朱子解释为“知行”关系，即前者是“造其理”，后者是“履其事”[参见页349原文]，就更为突出了先天之理对于现实之行的制约性。但是，这个解释忽视了“尽其心”本身就是“行”或活动的根本意蕴。　　??相应地，最后“立命”的解释，朱熹解为“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更是直接将天－命看作人之存在及其行动的源动者和决定者。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将《孟子》“尽其心”章与《论语》“十有五”章结合起来思考。其基本观念是：以心之源动为基础的过程中，人与天命的对立与和谐。　　??问题变为：如何在以心为源动的基础上，从存在过程的展开来理解心性天关系？　　??回顾并简述《论语》“十有五”章的基本意蕴（参见《中国哲学史》课程博客）。　　??孟子此处三句话的内在关联：“尽心知性知天”说的是存在展来的第一环节，即从心的源动出发，心自身竭尽自身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而心竭尽自身实现或给出人之本质，相应地，人也就知晓了自己存在的界域及其界限，界限之外或界限的边界就是“天”；“存心养性事天”恰恰说的是天命界限的双重意义，界限限定了人存在活动的必然与当然之境，所以，人能做的就是在触及边界之际，顺服界限限制而回到自身内在权能与本质，顺自己本质而行，存养自身的权能与本质，因此“事天”的含义即在于透过天的外在的限定人回到自身（因为人不可能跨出自身，人经由自身竭尽自己权能与本质的活动触遇天命限制，此一限制反过来限定人自身守于自己的心性权能与本质），这是存在活动展开自身的第二个逻辑环节；“修身立命”所言，则在于达成内外、天人、主动权能与必然限制之间的和谐状态，这是存在过程展开的第三个环节。　　??进一步看，心性的关系可以说具有内在性，但心性与天的关系却是外在的。而且在心性关系之间，性本身并不是人的抽象本质，而是人自身主体性权能“源动之心”的自我实现。“尽其心者”，正如“十有五而志于学”一样，都有一个尽或志的主体，尽心者是心自尽，志于学是心之自志，不是另外有一个使动者使然。心如其自身而实现出来，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在《告子》中，是从人必然为善的本质，一步步推论到此一本质的实现是心之思如其本然而抉择，并进到善的本质最终落脚于切己而近的努力行动。在《尽心》中，孟子则是直接从心的穷竭其自身的实现活动出发，以彰显人的本质，并上升到人自身存在的界限以及人与此界限的和谐相处。　　??孟子的言说，深化了孔子的存在展开为过程中人与天命的关系理论。　　??13.2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章　　??《注疏》以为凡人皆有死，这是人之命。但对于命，当“顺受”而“正”。所谓“顺”，即是孔子所谓“六十而耳顺”之“顺”，即基于内在权能与本质的笃定基础上，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