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我是怎样学习法律地.docVIP

PAGE PAGE 1我是怎样学习法律的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给了我这个题目，我感到一片茫然，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好。　　真要说起我是怎样学习法律这个问题，还是有一点特色的。不过，知道中国这几十年历史的人，在听到我说的故事以后，会很感叹，认为有一点传奇色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在听了我的经历以后，会提出我是怎样混进法学界的疑问，因为学习法律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的。　　既然要说说这个题目，我就介绍一下实际情况。　　一、边实践，边学习　　我是在1975年从部队复员回来之后，到法院工作的，从此也就走进了法律的殿堂。　　在这之前，我是从家乡的初中毕业，然后到农村插队，到部队参军，这段经历是5年。因此，我的真实学历，这时候只是初中，而且是“文革”中毕业的初中。　　到了法院的时候，我23岁，有朝气，有魄力，什么都敢做，但是什么都不懂。例如，参加案件的讨论，不知道大家说的是什么；让自己办案，不知道应当怎样阅卷，怎样询问当事人和证人。就是法院说的法言法语，也听不懂。其实，就是人走进了法律的殿堂，思想上没有一点法律的概念。不过，那时候到司法机关工作的都是这样，谁也不笑话谁，谁都是一点一点学习起来的。　　按照中国的传统，做法律工作就在实践中学，边工作边学。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法院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在三十几个人的法院中，就有十一名“文革”之前毕业的名牌法律系大学生，其中有1956年、1957年东北人民大学即现在的吉林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有北京大学法律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50年代和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都是法律界的精英。大概他们认为我还可堪造就，就很耐心地帮助我学习，给我讲解，在办案的过程中把法律和法学理论的ABC讲给我听。　　更重要的，是一位老同志将他在“文革”中保留下来的大学法律系的教材借给我看，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破四旧”的时候，这些教材基本上都被烧毁了。能留下来，就不容易，当然就是很珍贵的。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教材显得很宝贵，能借给我看，真是十分难得。　　我自然就是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初中生，而且是“文革”中的初中生，能够看得懂大学的法律教材吗？我基本能够看得懂，因为我的基础好。　　我在“文革”之中的中学学习，虽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是，我在插队和参军的五年中，集中地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逻辑学等，都是在业余时间里自己学习的，因此，中文的功底并不差。甚至在初中的时候，我还学生上讲台，给初中的同学讲过文学课呢。　　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学习法律的基础知识并不十分困难，尤其是在实践中学习法律，有现成的实际案例，又有那么多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的老师，使我的学习进展很快。在大约过了两年的时间以后，我在法律专业上就有了很好的基础了。　　我最先工作的单位是民事审判庭。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定要取得了审判员或者助理审判员的职务之后，才能审理民事案件，而是到了机关就得办案，真正是从实践开始学习。　　我办的第一个案件是离婚案，刚开始还不知道离婚案件究竟应当怎样办，老审判员就给我讲“三看一参”，即看婚姻基础、看婚后感情、看离婚原因，参考子女利益。通过这四个方面因素的考察，就可以确定是否应当离婚。同时，老审判员又给我讲清楚了离婚案件的三大重点，一是婚姻关系，二是财产分割，三是子女抚养。处理一个离婚案件，这三个方面都要处理好。这样，通过一个案件，实际上就把离婚案件的基本情况都介绍清楚了。　　顺着这个思路，再看有关的法律规定和老教科书，很快就对《婚姻法》的基本内容有了基本的了解，然后再在办案的实践中加深理解。　　用这样的办法，我的法学基础也就不断地丰富，对《民法》、《刑法》、《婚姻法》的基本问题就都掌握了，对程序的问题则完全是实践经验的积累，因为那时候的程序与现在的程序完全不一样，还是党委审批案件，每一个案件都要经过党委和党委领导审批。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程序了？　　以后，我又到了研究室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同时还兼任公证员的工作，办理涉外公证，对法院工作和法学理论的接触更深。两年以后，到了刑事审判庭做审判员，办了两年多刑事案件，对《刑法》有了较为深入的掌握。　　在这个时期，立法机关正在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我和公检法的青年同志发疯似的学习，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草案不知抄了多少遍，几乎每次草案修改什么，都能够倒背如流。等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公布之后，我们对“两法”的理解已经很不错了，还可以在机关和其他部门大讲“两法”，说的倒也头头是道。　　说到底，在这个时期的学习，只是学习法律的基础，做到了初步掌握，没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不过，通过这样的学习，使自己在法学修养方面，有了一个较为扎实的基本功，对于以后的深入研究民法，打下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