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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减肥热潮的社会学反思——以女大学生为例李丹峰（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摘要：近些年来在减肥热充斥女性生活世界的同时，减肥塑身也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孜孜关注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争论的核心要点在于：女性减肥究竟是父权主导的“唯美”话语压迫的结果，还是女性自主选择的行动结果？本文通过回顾并反思已有的理论成果，结合实证访谈资料，以女大学生减肥为例，探讨女性减肥现象背后的社会规训力量，以及女性身体对中国文化的顺从抑或抗争。基本的研究发现是：（1）在社会建构层面上，女性减肥受消费社会、父权制、苗条文化的规训与塑造；（2）在群体互动意义上，女性减肥是同辈群体网络、家庭和社交网络影响的结果；（3）在个体层面上，女性作为主体其自身在减肥过程中发挥了能动性。总之，女性的身体不仅仅是被社会“驯服的身体”，还夹杂女性自身的反思、选择和抗争。从十几年前一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因减肥饿死到前两天一青岛女大学生因厌食症病危，减肥热潮早已如一股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电视节目中充满了各色各样苗条美丽的明星模特，健身房、手术室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跟自己的身体战斗的女人们。在物质充裕的今天，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如何“吃饱”，而是如何拒绝食物。身体研究早已成为国外学术界特别是女性主义者的研究热点。福柯堪称是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始祖。他的“惩戒凝视”、“规训惩罚”等观点被女性主义广泛吸收运用。随着妇女运动的不断推进，关于身体的研究也不断丰富和完善。但在中国，身体始终处于学术界的边缘。虽然陆续有国外的著作引入，但鲜有本土的研究成果产生。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立足本土，以女大学生减肥为例，探索减肥塑身在中国文化情境中的特殊意义，发现其背后的社会机制。本文首先对女性身体的历史建构进行了简单回顾，了解身体从“缺席”到“回归”，并成为女性主义争论的焦点的历史过程。并围绕这一争论回顾了国内外学者主要的理论观点。从总体上说，女性主义学者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或视角去研究身体，关于身体的理论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所有的理论观点几乎都绕不开长存已久的关于身体的核心争论。进而，本文以女大学生减肥这一现象作为切入点研究身体问题，并通过深度访谈法，深入了解女性减肥的心路历程，揭示女性减肥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女性身体的实践逻辑，从而试图对身体的争论作出回答。同时，本文立足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探索中国女性的减肥逻辑，而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照搬。一、国内外理论回顾（一）身体研究的发展历程身体向来是社会科学特别是主流社会学忽视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理性主义西方哲学长期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从柏拉图到笛卡尔，无不强调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而这也就意味着意识与身体的二元对立。身体只是意识或精神的承载体，只是一尊肉体，不足挂齿。于是导致了长期的“身体的不在场”。直到20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运动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兴起，才使得身体获得了人们“回归式”的审视。福柯(Michel Foucault)是最早系统讨论身体与权力关系的思想家。他的权力理论被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广泛吸收，影响至深。福柯认为，权力并不是由某一个特定群体拥有的，它是由实践、习惯和技术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维持一个特定领域中的支配与附属的位置。权力是由话语组成，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而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同时，他提出“正常化（normalisation）”和“惩戒凝视（disciplinary gaze）”的观点。正常与反常是由话语来定义的，这种话语使得人们实现对自身行为的规训。同时也营造一种气氛，使得人们无时无刻处于他人的无形的监视当中，就如“圆形监狱”一样。久而久之，人们就慢慢内化了他人的凝视，成为自我约束的力量。正如福柯所说：“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在权力关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他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福柯，2007：227）。福柯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身体的著作，但是他的理论几乎都和身体分不开。他的思想也得到女性主义者特别是激进女性主义者的借鉴和运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波妇女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妇女要从父权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父权制”成为激进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的一个核心概念。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72:295)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来变成女人的”，性别属于社会建构，妇女并非天生不如男，而是后天受教化、被压制的结果。而这种压迫的罪魁祸首正是“父权凝视”。在“父权凝视”下，女性心甘情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品，甚至以家庭主妇为毕生理想。因此，妇女们主张要反抗父权制，消除性别歧视，争取性别平等。第二波女性主义虽然积极呼吁反抗父权社会，但也是在不断地强调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