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无能”背后是“有情”[权威资料].docVIP

张新颖 “无能”背后是“有情” 　　现实情况是，文学在社会变动中非常没有力量。不过，我这个话要反过来说，越是没有力量，越要认识到力量。 　　“有自己的一块园地，是好的，看得轻一点，可以闲情逸致;重一些，甚至能够在这上面安身立命。”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曾这样自述道。 　　从1985年在大学里懵懵懂懂地阅读沈从文，到1997年写下第一篇有关沈从文的文章，再到2004年开设“沈从文精读”课程，连推了几本沈从文研究的图书……这些年，张新颖一直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低回流连、感触生发。很显然，沈从文研究是他长久耕耘的一块园地，也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在2014年的各种年度好书榜中名列前茅，被誉为当年度大众阅读领域的标杆。 　　尽管32卷本的《沈从文全集》达一千多万字，但张新颖读来从不觉枯燥、倦怠。深入解读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发现这个世界敞开着各个朝向的窗子，隐现着通达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这更像是自己跟前人的灵魂的一场对话，进而完成对自己的人生困惑的解析和超越。 　　张新颖谈论沈从文的“有情”，担忧现实生活中的爱无能，又感受到，透过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其实更想讲的是爱的故事。在文学写作中，沈从文把满腔的文学热情投射到了绵延如长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上;而1949年正式开始杂文物研究，也是因为爱这些在漫长时光里由劳动者创作留下的物质存在，爱这段由大众喜怒哀乐构成的历史。 　　一个人不论在怎样变化的时代里，都可以坚持按自己的本心来做事情。其实理想的时代永远不会来，做事情就是在很多条件不理想的时候去做，这样才可以真的做成事情。这便是沈从文给张新颖的教育，同样也是留给希望有所作为的当代读者的启示。 　　谈现代传统： 　　当代作家都是现代文脉的承受者 　　卢欢：大家都知道，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文学。有个背景是，您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读“新时期文学”，一路读下去，几乎是当代文学发展过程的见证者。我相信，1980年代以来文学的巨变会深刻影响到您。与仅就现代文学本身做研究的学者不一样，您的视角和研究重心会更多受当代的因素左右？ 　　张新颖：你这个观察是蛮对的，但是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是研究现代文学还是研究当代文学的。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现代文学加当代文学一共也就一百年的时间，放到文学史上看是很短的。百年的历史中有统一性，都是现代汉语的文学，假设把语言当成工具，使用的工具基本是一样的东西。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如今大概还处于现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是说我们跳出来，不是现代了，我们还是生活在现代，还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过程里面。 　　在这一百年的文学研究中，我不太刻意地区划现代和当代。还有一个实际情况，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教学，这里从来都是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放在一起，没分两个教研室。我大概也受这样的小环境的影响。但像你说的，与大家认为的现代文学研究不同，我确实会受到我关注的当代文学的影响。具体来说，不管是现代，还是当代，没有被当作跟我们没关系的东西。一个当代的人，深处当代的社会和文学，自然会觉得自己跟当代联系紧密。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也跟我联系紧密。研究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实际上都是研究我们自身的问题。 　　卢欢：也就是说，像陈思和老师那样，您也主张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应该是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研究？ 　　张新颖：陈思和老师、钱理群老师、陈平原老师、黄子平老师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和研究，是很具突破性的。他们感觉现代和当代的划分，学科上的阻隔很严重，提出这个，需要很大的力量;我进入这个学科比较晚，也是他们的学生辈，接受起来相对要容易得多。在我看来，很多事情是很自然地发生的，不一定非要受什么理论、思想来影响自己做这个事情。 　　卢欢：您提到，“期望与当代生活息息相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体到个人，便是发挥“无能的力量”，我们得清醒地意识到各种方式对理解和把握当代生活的无能、无力，同时也要积极而智慧地发现这种无能的力量。为何会如此强调“无能的力量”？ 　　张新颖：在今天，把文学夸大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程度也不符合现实。现实情况是，文学在社会变动中非常没有力量。不过，我这个话要反过来说，越是没有力量，越要认识到力量。要有清醒的认识，有个限度，但也不应该否定、菲薄了这个力量。这才是一个踏实的态度。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吧。 　　“无能”，指的是相对来讲的“弱”，微弱的，柔软的，不强大的。我特别强调“无能”， 强调看上去很弱的力量，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都在强调有能力，强调强大、有力量。那么，我觉得，被这样的社会所压抑、牵制的，没有力量的、柔弱的东西，应该反过来强调。文学本身就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