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船舶的研究的现状.docVIP

PAGE PAGE 1 中国传统船舶研究现状 席龙飞 （武汉理工大学造船史研究中心顾问 教授） 一、中国作为造船古国对世界造船技术作出过重大贡献 中国是国土广袤的大陆国家，黄河和长江作为母亲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并使中国以其古老的文明而著称于世。中国又是具有漫长海岸线和辽阔海面的海洋国家，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曾出土过七千年前的雕花木桨[1]，在2002年，又在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出土了八千年前的独木舟[2][3]，这些都是极有力的证明。 中华的古老文明，正是通过海上，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得以交流，甚至使中国的文明通过朝鲜半岛又辐射到日本列岛。中华的古老文明，也是通过海上漂流，传播到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等许多岛屿，甚至远播到太平洋中部的波利尼西亚诸岛。产生于河姆渡的典型器物“有段石锛”，按着一定的时间序列，次第传播到上述诸多海岛上，正是极为重要的依据，这已为中国和世界的著名考古学家所公认[4]。 中国发明的船尾舵、水密舱壁、车轮舟和指南浮针，是对世界造船技术的重要贡献[5]。美国科技史学者罗伯特·K·G·坦布尔，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6]一书中，概述“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他在“西方受惠于中国”的序言中写道：“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指南针、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也不可能远航到美洲，欧洲人也就不可能建立起那些殖民地国。” 二、对传统船舶研究的组织与整合 1、中国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英国剑桥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早在1954年就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I卷[7]。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美国学者巴斯（George F. Bass）出版了《海事史》[8]。在此之后，英国学者肯甫（Peter Kemp）有《船舶史》[9]问世。日本学者上野喜一郎在1980年出版了上、中、下三卷本的《船的世界史》[10]。甚至，美国学者斯万森（Bruce Swansen）还出版了专门介绍中国传统船舶的著作《龙的第八次航程》[11]。 与美、英、日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传统船舶的研究起步较晚，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直到1949年，我们的国家方始结束近百年的战乱频仍、积贫积弱的局面。 中国第一篇研究传统船舶的力作《中国船舶发展简史》[12]，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杨槱（1917—）在1962年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及学术年会上发表的，文章概述中国从原始社会的浮具，春秋战国时代的独木舟，直到中国当代船舶的发展，全文3.8万字。被认为是中国传统船舶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学术年会上，中国科学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世德（1922—）还发表了“中国沙船考略”[13]（约4.5万字），该文将文献研究与对实船考察、测绘相结合，这是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船型之一的沙船的力作，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于1964、1965年起，曾组织有关人员搜集资料，为撰写中国造船史作文献准备，同时也准备成立造船史研究小组，但因十年动乱而受辍。大连造船厂在组织邢志忠、郭之笏等搜集造船史料方面很有成绩，后来为编写《水运技术词典·古代水运与木帆船分册》[14]作出了贡献。上海交大杨宗英等同志以搜集到的史料为基础，编辑出版了《造船史话》[15]。在1978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古代科技（含造船与航海）成就》[16]出版发行。这些著作对普及科技史与造船史知识并推动对传统船舶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周世德副研究员，于1978年召收了两名研究船舶史的硕士研究生，开中国以船舶技术史发展作为学位论文的先河。 以广东古代船舶为论题的硕士研究生戴开元，针对近年《文物》上发表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 [17]，经深入研究论证，提出“该遗址很可能不是古代造船工场遗址。而是木构建筑遗址。”[18]这是中国船史学术界向假船台发出的犀利的第一枪。迄今，虽然“广州秦代造船遗址”身披多道绚丽外衣，却得不到船史学术界一篇论文的支持，而建筑考古界却有大量的论文确认，这里是南越王宫苑的遗址。戴开元的论文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80年代初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2、组织与整合研究队伍 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于1978年起逐步恢复学术活动。在1979年3月于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后，学会的各专业学术委员会相继成立。学会下属的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也在筹备中。 1984年3月，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由席龙飞代表船史研究学术会委员会作了题目为“船史研究的进展与动向”[19]的学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