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对话沙龙.docVIP

“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对话沙龙”第六十二次活动通知 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研究会帕夫雷什中学现任校长杰尔卡其女士 相关论文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 肖甦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O·苏霍姆林斯卡娅女士，尊敬的各位与会代表！ 请允许我代表前来参加此次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9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中国教师代表团在此做一个简短发言。. 还是在10年前的1998年，当我作为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唯一代表来乌克兰参加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80周年活动时，我就在发言中对乌克兰的同行说过，对于中国一千一百多万名教师中，最知名的外国教育家非苏霍姆林斯基莫属，鉴于中国教师比乌克兰教师的人数多十几倍，所以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在中国大地上要比在乌克兰、在俄罗斯、在前苏联还要响亮，更何况还有众所周知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变化的原因。十年过去了，中国教师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五百七十万，离岗了一些老教师，增加了许多年轻面孔，但是大家对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对他的热爱、对他的推崇仍然不减。据网络不完全统计，这十年间（1999—现在），关于苏霍姆林斯基的研究文章达4767篇之多，关于他的译著、专著不下70余种。各个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再版的译著达几十万册。此外，在今天的90周年纪念会上，十余名中国教育工作者的面孔更足以说明了苏霍姆林斯基在中国不衰的影响力。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我们作为苏氏教育思想的鼓吹者不懈的努力、作为教育同行对他的敬爱，更重要的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本身的所蕴含的深刻的教育学真谛和永久的、人性的生命活力使然。 一、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对于我个人和我们的研究所 在我个人的生命中第一次见到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是在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在师范学院教育系工作的父亲给他的那些新考入大学的未来教师们讲授教育学，在介绍久违了的苏联教育家时，我在一系列对于我来说比较难记忆的名字中见到过苏霍姆林斯基这个名字。上世纪80年代初，被译成中文的苏氏著作开始陆续出版。后来听说，当时的头几届师范生在大学期间都如获至宝地贪婪阅读这些译著。 我真正开始接触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是在1983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现在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工作以后。中国最早大规模翻译苏氏著作的就是这里的科研集体。从1981起，该所连续翻译出版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要相信孩子》、《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和青年校长的谈话》、《公民的诞生》等，后来又翻译出版了《帕夫雷什中学》。 在当时的办公室里，好几种新出版的译著码放在各位研究者的办公桌上。出于好奇，我随手拿过来翻阅。没想到，他的书竟是所有我接触过的教育名著中最通俗易懂、最吸引人、也最感动人的。从《要相信孩子》到《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再到《帕夫雷什中学》，我仿佛看到在郁郁葱葱的帕夫雷什校园里，一群天真快乐的孩子在一位手捧赤诚、怀揣爱心的教育者的指点下健康地成长；我仿佛看到一位甘于奉献、勤于思考、善于创新的年轻校长引领他的教师团队辛勤耕耘。于是，在一批50年代留苏的我的老师们的带领下，我开始积极参与到翻译介绍苏氏著作、研究其教育思想精华的工作中。我相信，在中国，像我这样由于喜爱、敬佩、被感动、受教育转而希望让更多人喜爱、敬佩、被感动、受教育而开始走近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工作者有很多很多。 1986年8月，我们研究所的王义高教授结束了在莫斯科列宁师范大学一年半的学术访问归来，尽管由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他当时未能如愿见到苏霍姆林斯基的夫人及家人，但他得以用书信的方式向苏夫人通报了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热。正如苏夫人安娜·伊万诺夫娜后来对我所说，在这之前，她们从未想过在遥远的中国会有那么多知道苏霍姆林斯基名字、了解他的思想、实践他的教育理念的异国同行，这消息带给他们的是惊奇、兴奋、欣慰和自豪。 与苏夫人一家的通信往来延续到1989年末时，已经发展成电话联络，当时我是苏联教育科学院的副博士研究生。我在莫斯科也随时关注苏霍姆林斯基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不断把中国新出版译著的消息报告过去，把乌方整理、研究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工作和学术活动通报给中国同行。终于，1991年末由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另两位老师——我们的老所长毕淑芝、副所长王义高教授，他们也是我国翻译、研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名专家——外加我组成的三人代表团第一次造访了中国教育工作者向往已久的圣地——帕夫雷什学校并在基辅拜会了苏夫人及全家。那一次，我们从安娜·伊万诺夫娜夫人手中接过苏霍姆林斯基的《道德文选》和经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乌克兰教育科学院院士苏霍姆林斯卡娅教授修订后新出版的《教育三部曲》两本俄文版的苏霍姆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