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弃妇现象之比较1.docVIP

中西文学弃妇现象之比较 摘 要：中国文学弃妇形象不绝如缕，而在西方文学中虽有亮相，但呈不平衡和淡化的态势，还时常出现“缺失”的情况。这种差异可以到社会思想文化方面去探寻根因。中西方在男女不平等问题上的现实差异、在思想情感解放上的差异以及文学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是造成弃妇形象“在场”与“缺失”的重要因素。关键词：文学艺术 弃妇形象 思想文化 艺术表现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弃妇形象就连绵不断，在诗词、传奇、戏曲、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中，一群群“弃妇”形象接踵而至，如唐宋传奇《霍小玉传》里的霍小玉、元代戏剧《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清代戏曲《秦香莲》中的秦香莲、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窦氏等等。这还仅是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弃妇形象，若要一一列出，队伍委实壮观！　　与此相反，西方文学虽也有弃妇形象的亮相，但数量无法与中国文学比肩，而且呈现不平衡和淡化的态势。产生于古希腊罗马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学思潮流派纷呈，发展的阶段脉络分明，而在其发展进程中，弃妇形象的多与寡、隐和显是不平衡的，它们主要集中在古希腊罗马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阶段，其他阶段则往往呈弃妇形象“缺失”的状况。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西方文学这种“在场”与“缺失”的差异呢？ 中西社会在男女不平等问题上的现实差异男女不平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母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女性的一个历史性失败。但若稍加比较，不难发现中西方社会在男女不平等问题整体一致上的程度差异：在过去的中国社会（甚至东方），女性比西方女性地位更底下、境遇更可悲、苦难更深重、受难历程更漫长。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西方女性还是拥有一定的诸如追求个人恋爱自由的权利，她们在婚恋上不会有中国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中国即使有个别男女偷偷相爱，私订终身，但终得找个媒人以明媒正娶，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得不到认可。《诗经·氓》中氓妇情形就是如此。中国女性有一系列繁琐的礼法制度的严格约束，她们不得不背上“三从”“四德”的沉重枷锁。“纳妾”“典妻”“一夫多妻”的存在，让中国妇女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随时有被抛弃的危险，从根本上抹杀了妇女的独立和人格。西方不然，“西方文化向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较松散的家庭和经济结构，使得西方女子的整体境遇优于中国女子。她们做人的权力尚未被剥夺净尽，而且西方自古希腊、罗马开始，就实行着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这种法律化了的婚姻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妇女地位的下落。较宽松的生存环境，使得西方女子的自我尊严和自我意识尚存”①。　　将中国同其他国家妇女地位作比较研究的美国学者帕·伊伯丽(Patricia Ebrey)论述说：“社会形式在西方常常剧烈地变更，但在中国则好像数千年原封不动”，“中国妇女的状况最可怜”，“使多数西方的著作家感到悲哀”。中国妇女不但地位低，而且呈现每况愈下的态势，“中国妇女地位虽有波浪型起伏（如唐朝妇女地位相对较高），但大体上日益走向谷底”。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对妇女的禁忌还相对为少，她们还有一定的自由度，一到封建社会时期，礼法约束就开始往女性身上套，到了封建社会成熟时期，礼法更加严厉繁琐，唐朝稍为宽松，到封建后期的明清，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女子无才便是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贞节牌坊的出现，裹脚缠足的兴起等等，妇女地位到了谷底。过去中国妇女这种令人“可怜”和“悲哀”的悲惨遭遇造成了无数个秦香莲式的“弃妇”。这种独特的“弃妇”现象必然在文学上得到反映。所以有人总结说：“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便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有不少弃妇诗或同情弃妇的诗篇。”　　西方女性地位与中国恰呈相反的走向。西方早期妇女地位同样低下，加上柏拉图和早期基督教等禁欲主义思想的影响，女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亦被视作“祸水”。荷马史诗中，关键问题总是因女人惹起：要么是三个女神争夺金苹果；要么是对美妙绝伦的艳后海伦的争夺；要么是阿基琉斯因漂亮女俘被夺而发怒。但这种歧视女性的状况后来得到了扭转，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等大哲学家大同小异地主张：肉体的快乐和感官的快乐是一切快乐的起源和基础；如果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抽掉爱情的快乐和视觉听觉的快乐，那么“善”的概念就无法想象。而女性往往是爱与美的化身，她们理应得到爱和尊重。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代，不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推出严格的礼法制度限制女性的身心自由，使妇女地位每况愈下，而是出现了以尊重妇女为内容之一的骑士精神(chivalry)，他们重视名誉，爱慕和崇拜贵妇人，为博取所爱贵妇人的欢心甘愿冒险。中世纪宗教文化占据精神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宗教推崇“仁慈”“宽恕”和“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