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改革与科技双翼腾飞 中国传媒业六十年发展基本经验.doc

依托改革与科技的双翼腾飞 中国传媒业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六十年历程，中国的传媒业也迎来了与祖国共同成长发展的花甲之庆。 　　这六十年间，传媒业的发展举世瞩目，成就辉煌。仅以报纸为例。1950年全国出版各类报纸336家，期发总数230万份；到2008年增加到1943家，期发总数达到21154.79万份。一个甲子的时间，报纸增加了1803家，增长了12.88倍；期发总数增加20924.79万份，增长了90.98倍。中国传媒业这种跨越性的、超常规的发展，生动地显示出支撑传媒业发展的共和国社会制度和基本国策的正确、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长以及人们对传媒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改革和开放推进传媒业有序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经济恢复和紧张的经济制度改革向传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宣传和报道的繁重任务，传媒自身也在改革和发展的洪流中大踏步地向前推进。1952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五?一”社论，打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战役。1年之后，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这一文件由中央宣传部编写，经毛泽东两次修改，是学习总路线的指针，也是新闻传媒宣传总路线的宏旨。从“五?一”社论到1956年底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四年多时间里，共和国的新闻大军打了一场大张旗鼓、有声有色的攻坚战，新闻界自身也在队伍建设、典型报道、练笔业务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新闻批评与报纸监督，从提高认识、形成制度到初杀腐败、形成风气，是新中国传媒工作最初7年的又一亮点。1950年初，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没任务。”在中央的要求和支持下，新闻批评在一个时期里开展起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封建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更为有力的扫荡，没有从制度层面着力解决问题，中央文件在全国未能得到普遍和彻底的贯彻。在4年后颁布的另一个文件中，中央指出，对于开展公开批评的决定，各地党委和党报编辑部虽然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多数党委和报纸对于这一工作，“不是基本上进行得好，而是基本上进行得不好”。为此，“中央责成各地党委并领导党报编辑部，对于4年以来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一次认真的检查，采取有效的改进办法，并向中央报告”。 　　当时报纸上还有一个问题，即群众性讨论太少，缺乏自由讨论的气氛。另外，报道面也比较窄，信息量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1日起实行改版，提出要在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三方面切实改进。新华社和广播界也先后开始实行改革。在改革和开放的氛围中，新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至1956年底，各类报刊已有1236家，次年又增至1325家。根据毛泽东指示，《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从2000份扩大到40万份。 　　可惜，这次改革的时间不长，1957年“反右”之风一起，改革就昙花一现。中国传媒业真正有力度、有影响力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1977年6月2日，针对“两个凡是”的歪风，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批评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口头讲毛泽东思想，实质反毛泽东思想。1979年3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作《关于新时期的新闻工作》报告，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说，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1980年2月，胡乔木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邓小平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为此必须从加强同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结合抓起，从抓重大主题、新生事物、重大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入手，这是新闻改革的突破口。这样，新时期新闻改革的目标和重大举措已经明确，新闻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1985年2月，胡耀邦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党的新闻事业“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又是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这一讲话，扩大了新闻工作者的视野，引导新闻改革朝着更为广阔的报道范围和更多元化的功能去发挥传媒的社会作用。 　　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建立社会协调对话制度”，“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为新闻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路径。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