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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传统与科学方略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党一贯坚持的管党治党的方略。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坚持把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和纪律原则同中国的建党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从严治党的基本方针。 　　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中，“从严”的思想就已经明确提了出来，并始终贯穿到后来历次党章修改中。党的一大明确规定，党员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党的二大以后，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纪律和保证纪律贯彻执行的制度措施。这些重大举措，为从严治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增加了“党员自请出党”的规定，“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之意。增加该条款，旨在加强党员自律意识。党的四大党章为6章31条，“纪律”一章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如“凡党员在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等，表明党对纪律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党的五大党章把纪律处分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党组织，分警告、改组和重新登记（解散组织）三种；另一类是对党员，分警告、党内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党内外工作、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五种。另一项重要规定是设立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历史上属首次。党的六大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还强调“严格地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党的七大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这说明必须通过严肃党纪维护党的纯洁性。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告诫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成为党执政后管党治党的新坐标。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在全国范围掌权的执政党。党的状况这一最重大的变化，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一方面，党的责任加重了。党从过去的领导武装斗争变成了领导经济建设，从过去的夺取政权变成了领导国家和整个社会。这就必然对党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否肩负起这一新的更加繁重的历史责任，是党面临的一大考验。另一方面，党犯错误的危险增大了。能否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避免犯各种错误特别是大错误，是党面临的又一重大考验。因此，党的地位由非执政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从严治党更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从严加强执政党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强调执政党因工作任务的变化而在体制、态度、作风等方面面临新考验，提出要加强党内的民主制度及民主生活，反对个人崇拜，要正确处理领导与集体、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实现集体领导、坚持群众路线等思想和措施。通过这次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初次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党建理论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这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现实性的作用，对党建理论的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时间短暂，党对执政党规律作出整体把握与探索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基础上恢复了一些传统的好做法，另一方面又根据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对从严治党进行新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的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使得一些掌握权力的部门和干部有机会以权谋私，进行权力“寻租”，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严峻的形势。198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提出“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从严治党”。在党的十三大后，“从严治党”开始在党的文献中大量使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指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同时，中顾委向十三大作的报告也指出，“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环境，更加要求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中纪委向十三大作的报告中多次使用“从严治党”的提法。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写进党章，这标志着我们党正式将其作为管党治党的总遵循和根本原则。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这些从严治党的思想对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并对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八点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